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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近20年來，新增加了30多種新傳染病，如愛滋病、瘋牛病（克…雅氏病、病毒性肝炎的丙型、丁型、戊型、庚型等等，這些新病毒的出現將給人類帶來嚴重的後果，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萊德伯格所說：“同人類爭奪地球統治權的惟一競爭者就是病毒”。
引言
透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艱苦探索，許多曾經給人類帶來毀滅性打擊的傳染病，現在已經完全被人類征服。但是滅而不絕的病原體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尋找出路，人類自身的問題讓瀕臨滅絕甚至是似乎銷聲匿跡的古典傳染病，又絕處逢生。濫用抗生素、療程不完整、醫療體制不完善、衛生教育不完備等，都有助於各種抗藥性病原的基因重組，進而產生具有多重抗藥性的性病原，並形成新的病種。“病菌比人聰明”這個看上去不合邏輯的邏輯，每一天都在給我們帶來嚴酷的考驗。
催命的療法
醫學的產生是近代的事，而醫生則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在人類歷史上的許多瘟疫中，都有醫生各不相同的表現，這一點，我們在後面的相關章節中將有零星的展現。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中世紀及其前後，醫生是“無為”的。教堂自身對醫學的態度存在著矛盾。在許多宗教組織倡導在全歐洲建立醫院時，一些神職人員拒絕接受打斷傳染程序的念頭。在12世紀，西多會創始人聖伯納德堅持認為“買藥，看醫生，對宗教不利”。有幾個世紀教堂禁止解剖，阻止發展任何的解剖學知識。
擔任過克雷芒六世及其後兩代教皇的私人醫生中世紀法國最著名的外科醫生肖利亞克就哀嘆過：“醫生在當時是極為可悲的，……在疾病面前無能為力。”肖利亞克說的無能為力，實際上不完全是說醫生沒有在疾病方面的知識，還有一層更深的含義是說，他們的知識以及對知識的運用必須完全服從主教們的意志。
與中國醫學中的“望聞問切”有所不同的是，西醫診斷疾病依據的是四種關鍵液體理論，即血、痰、黃膽汁和黑膽汁（統稱“體液”）在體內的平衡情況。過多的血（例如，可能由吃多了紅肉而起）或熱血，會導致發燒；痰多會導致身體太冷或太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歐洲的醫生是用占星術環境判斷這些，一名治療腳病的醫生在決定合適的治療手段前，會考慮雙魚座行星的狀態（與腳相關）。
藥物療法自身也可能處於一種加速患者死亡的邊緣。1685年2月2日，英格蘭國王查爾斯二世“感到腦子裡非常不舒服，不久便不會說話併發生驚厥”。他的醫生們抽出16盎司的血，然後馬上給國王服催吐劑，接著是“排體液”的丸劑，再用灌腸來“補充”回去。然後給國王剃光頭施用起皰劑。第二天，又抽去10盎司血。2月4日，給國王服下40滴人腦精，混在一盎司半的糖水裡。兩天後，每小時都吞服從一頭波斯山羊胃中取出的胃石。中午時國王死去，終年53歲。
這樣的“治療”是那個時代的鮮明特徵。然而，在殘忍地實施瀉藥、催吐劑和放血的背後，是有一種“邏輯”存在的，那就是清除身體的多餘物或玷汙的“體液”，讓它重獲自然平衡。但是，這樣的醫術面對一場流行病、大流行病或瘟疫時仍是無力的。沒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無論是天花、霍亂還是腺鼠疫，沒有人知道如何抑制或治癒它。從18世紀以來，疾病的機制和逐漸暴露出來，直到19世紀30年代發明了磺胺製劑之後，治癒痛苦才具有一定的確定性。
一場尷尬決鬥的暗示
人類是在細菌的影響下生活的，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常識，然而，真正揭開這個迷團才一百餘年。標誌著人類對真正病因和有效防治的研究走上軌道的，應該說是1865年巴斯德認識到他稱之為“病毒”的微生物是傳染病的病因。
在此之前機敏的醫生們便已認識到清潔狀況與疾病有某種關聯。1847年，匈牙利生物學家伊格納茲·塞米爾維斯在威尼斯發現了母親產褥熱30％死亡率背後的“秘密”：分娩手術是由經常是解剖完屍體便直接來病房的醫學生來進行的。1806年在英格蘭，人們目睹了不潔所引起的一場異乎尋常的決鬥。
伊夫夏議員漢弗萊·豪沃思，應巴里莫爾勳爵的挑戰進行決鬥。豪沃思最害怕的不是被射殺而是受傷，他尤其擔心他衣服的碎片會捲進傷口裡去。豪沃思曾在東印度公司的私人軍隊裡做過軍醫，親眼見過可能由塞在傷口裡的髒纖維所引起的可怕的感染。
豪沃思在約定時間到達決鬥地點，開始做決鬥前的準備——把自己全部脫光。巴里莫爾勳爵面對一個光裸的對手，覺得這情形過於荒謬，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