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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國，在西方列強面前，遠談不上是什麼大國，在自己國力並不強大，且萬事待興的情況下，去保衛一個沒有太多利益且已經單方面宣佈中斷傳統關係的藩屬國，未必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越南的情況，和後來的保衛朝鮮，情況還不完全一樣。
如果按這樣的思路，中法和談如能早日實現，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徐中約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師和馬尾船塢。可是，庸碌無能的領導層卻毀了這兩者，而且還喪失了安南這一朝貢國。清流黨意氣用事，無補於事，因此對這些後果應負大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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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新約》，不算成功的成功（4）
做決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兩端，舉棋不定，最後弄得兩頭落空，損失慘重。這些損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氣用事是分不開的。至於《中法新約》，就條約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說是失敗，相反，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儘管後人大都認為清廷腐敗無能，但對於《中法新約》，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認為它是賣國條約，儘管它有著這樣或者那樣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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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國摸了老帝國的屁股（1）
中日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但絕不因為朝鮮而結束。
中國和朝鮮的關係，自古以來就極為密切。公元3世紀至7世紀，朝鮮分為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國，戰亂頻仍，後來新羅得到唐朝的幫助，在公元676年統一了朝鮮半島。此後，朝鮮和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十分頻繁，關係較其他國家要更加緊密。
朝鮮由於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明朝萬曆年間日本豐臣秀吉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鮮，幾乎讓朝鮮亡國。危急之時，明朝應朝鮮的請求派兵入援，苦戰一場，方打退日本人的進攻，取得了“壬辰戰爭”的勝利。從此，朝鮮便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在明清時期，朝鮮一直是頭等的朝貢國，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貢使前來進貢，很受天朝重視。
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也不簡單。唐朝時，眾多的日本遣唐使前來取經學習，搬回中國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書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國漢字，以為典雅高貴。明朝時，倒有日本浪人夥同中國海盜，騷擾中國東南沿海，是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時期，中國前往日本貿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廣州十三行之例，於長崎設立三名商業官員管理華商，長崎也成為日本唯一對外開放的口岸。鴉片戰爭後，歐美國家開啟中國的大門，逼迫開口通商，但日本不在開放互市的國家之列。
同治元年（1862年），日本長崎商業官派下屬跟隨荷蘭商船載貨來到上海，並請荷蘭領事給上海道吳煦遞話，請求按照西洋的小國待遇，讓日本商人專到上海貿易。懾於天朝威勢，日本當時還不敢請求和天朝直接立約。
同治三年（1864年），日本胃口大了，派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見直隸總督李鴻章，請求給予與西方列強同等待遇，和天朝締約通商。總理衙門聽到後，很是詫異——這小小日本竟然也想和西方列強一樣，和天朝平起平坐？
總理衙門很生氣，答覆日本只許通商不準立約。但後來小日本糾纏不休，總理衙門被煩不過，答應與之締約，這就是1871年的中日修約：雙方相互開放通商口岸、相互擁有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權、雙方軍艦均可以自由進入對方的通商口岸等等。這些讓西方人笑掉大牙的條款，其實是互不平等條約哪！
1871年底，琉球船民因颶風而漂流到臺灣，其中54人被臺灣生番（土著，高山族等）殺掉。另外又有日本商民也因為颶風漂至，其中4人遇害。日本人跑到總理衙門告狀，大臣毛昶熙、董恂說：“這些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就像貴國的蝦夷，不服王化，隨意殺人，這也是稀鬆平常之事，就不要大驚小怪了吧？”日本人說：“生番殺人，你們要是不管的話，我們招呼打在前頭，我國可就要向生番問罪了。”這個無知的毛昶熙說：“生番既然是我化外之民，伐與不伐，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總理衙門的官員們（左一為毛昶熙）
說起這琉球國，自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就開始稱臣於明朝，一直受明朝冊封並定期朝貢，五百年間從未間斷。但明朝萬曆三十四年（1506年），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