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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
譯序
在俄羅斯文學史上，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佔有一席光榮的位置。而在他的全部文學作品中，長篇小說又具有特殊重要意義。屠格涅夫是俄羅斯和世界文學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給他帶來了世界聲譽。他的六部長篇小說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主題：與作家同時代的俄羅斯進步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屠格涅夫既是這些知識分子的編年史作者，又是他們的歌手和裁判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認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和俄羅斯解放運動發展的歷史。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俄羅斯貴族階級趨向沒落，農奴制的崩潰已不可挽回。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暴露了沙皇制的腐敗，進步知識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運、祖國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正是在這個時期醞釀構思和呈獻給讀者的。
一八五六年，《現代人》雜誌上發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
《貴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於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脫稿，最初發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號《現代人》雜誌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後一版文集裡“才質者，性之所呈也。”參見“才性之辨”。，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說：“《貴族之家》獲得了我曾經獲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雖然評論界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並不完全一致，但它確實是俄羅斯經典長篇小說的典範之一。
《貴族之家》的故事發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後；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經喪失了農奴主“熱情”的貴族的最後代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羅斯文學中已不止一次出現過的“多餘的人”。但他已經不同於普希金的長詩《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奧涅金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貴族之家》發展了“多餘的人”這一型別。奧涅金和畢巧林是利己主義者，他們只考慮個人享受，他們活著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卻充滿熱情，願意為了大眾的利益而獻身。然而他們只是模模糊糊意識到，應該做點兒什麼，卻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米哈列維奇責備拉夫烈茨基無所作為，說他是“懶漢”。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說說，該做什麼”。米哈列維奇卻說：“這我可不告訴你，老兄，這一點每個人應該自己知道。”其實，就連米哈列維奇那樣的理想主義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否則，他就不會漂泊半生，一事無成，最後為獲得一個“學監”的位置而感到心滿意足了。這並不奇怪，因為就連小說的作者，恐怕也無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問題。
於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個人的幸福了。《貴族之家》的“重大、現實思想是幸福問題，是人追求幸福的規律，是個人幸福的思想與有益的勞動思想、進步思想的和諧融合”。然而拉夫烈茨基沒能獲得個人幸福。個人幸福碰到了“義務”設定的障礙，他的“幸福”“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對於莉莎來說，愛情不僅是幸福，而且是義務，信任，意識到自己道義上的責任。“上帝結合起來的活力的積極成分。，怎麼能拆散呢？”莉莎問。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從一開始就是虛幻的，建築在一個極不可靠的基礎上：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佈的關於她已經死了的謠言。屠格涅夫在小說中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在“貴族之家”的溫室裡培育出來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這一悲劇的實質已經“不在於必須與自己的軟弱無能鬥爭，而是因為”“與一些概念和道德規範發生了衝突。與這些概念和規範相抗衡，確實連那些堅決果斷、勇敢大膽的人都會感到可怕。”（杜勃羅留波夫）《貴族之家》異常深刻地提出了貴族教育的問題。貴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優秀品質，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篤信宗教、忍讓、順從，拉夫烈茨基的消極無為，就都是這種教育的結果。杜勃羅留波夫正確地指出：“屠格涅夫選擇的、為俄國生活如此熟悉的衝突”應該“成為強有力的宣傳鼓動，促使每一位讀者思索：那些主宰我們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麼意義”。
不過莉莎的“義務”並不僅僅是來自對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負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尋求的並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卻；她認為，她的“義務”是“贖罪”！她對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說：“我什麼都知道，無論是自己的罪孽，還是別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