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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重點：
一是澄清吏政，也就是政治革新。
二是調劑民生，也就是經濟改革。
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軍事革新。
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
皇帝徵求了富弼與韓琦的意見，卻也大致相同。於是下定決心，下詔推行新法。
范仲淹覺得自己受了年輕皇帝的知遇之恩，決定按新法嚴格執行，在選人任監司的時候，拿出檔案審查，不合格者一筆勾銷。富弼在旁邊看了，嘆息說：“你一筆勾銷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這就是說，用了一個不稱職的官，也就會害了許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與其一路哭，不如就讓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時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麼人，都是一個最敏感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別的改革都是空談，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執行，你一點辦法也沒有。范仲淹的變法從第一個重點“整頓吏治”開始，完全正確。但是對吏治一加整頓，就捅了馬蜂窩。那些冗濫官員都是透過各種不同的關係擠進官場的，一旦黜退，就觸犯了許多權貴官僚的利益，一時輿論譁然。大家透過各種手段，大肆攻擊新法，大肆攻擊範、富，有些地方，甚至連辦公也停止了。年輕的皇帝沒有經驗，看到這種形勢，完全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個仁厚君子，看到形勢惡化，皇帝應付不了，就借西北邊疆有警，自請再去守邊。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陝西河東宣撫使名義去了西北；再過兩個月，富弼以河北宣撫使名義去了河北。兩位主持變法的大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陸續擱淺，最後不了了之。範、富兩人從擔任宰相到去職，時間還不到一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積弊之形成，為時甚久，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剷除。有時候，需要反覆衝擊才能見效。從中外歷史看來，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是非功過，不可一概而論。像范仲淹這樣的有志之士，一向忠於職守，勇於任事，能文能武，憂國憂民，我們很難把“慶曆變法”失敗的責任加到他的頭上。變法之初，他就估計積弊難除，對前途並不看好，因為皇帝一再催他上馬，他只好鞠躬盡瘁，盡力而為。
范仲淹於1045年罷相，1052年去世，在這7年中，他雖然也調動了一些職務，但是不斷地受到他人攻擊，也就無所作為，沒有什麼大事可記。只有在1046年，他應友人滕子京之請，寫了一篇《岳陽樓記》，成為千古名篇。
此文是一篇四六駢文，其可貴之處不在詞句而在內容。作者在這篇短文之中自抒懷抱，寫出自己崇高的思想與廣闊的胸懷。他那以天下為己任，一生憂國憂民，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想法與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會中，都應該說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之中，他認為古仁人之心是：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關心民間疾苦），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關心國家大事），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
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就是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憂時憂世，無時不憂，無處不憂。到了范仲淹的筆下，就簡化為“先天下之憂而憂”一句話，而傳誦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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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是一場大悲劇（1）
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實行君主專制制度長達兩千年。在這種制度統治之下，萬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奴僕，朝政都由皇帝一人決定，別人無權過問。國家的法規、律令，都是皇帝訂的。他願意怎麼訂就怎麼訂，願意怎麼改就怎麼改，用不著和任何人商量。
在各個專制王朝中間，宋代要比別的朝代開明得多。至少從宋仁宗時代起，就公開提出了變法的問題，並且向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員徵求意見，讓一些有關的官員認真討論。在這種基礎上，才能產生主張變法與反對變法的爭論，###（主張實行新法）與舊黨（反對實行新法）的爭論。雖然這種爭論並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從開頭的爭是非發展到後來的鬧意氣，鬧得一塌糊塗。但是與那種大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說了算數相比，總算是前進了一大步，讓人嗅到了那麼一點點民主氣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都是一路吵吵嚷嚷逐步發展起來的。北宋的黨爭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餘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對於主張變法維新的###還一概斬盡殺絕，這樣一比較，清王朝不就更顯得十分頑固與落後了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