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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仇記恨，只要矛盾能夠逐漸消除就是好事。只不過，宋、遼和約中所保留的“歲幣”——每年宋要向遼提供幾十萬銀、絹總是一件使人難堪的事。如果能夠換一種形式，例如“經濟援助”或者“貿易補償”，作為富國向窮國的一種支援，那當然要好得多。
令人遺憾的事情是，最後背信棄義，片面撕毀和約的不是被宋人視為夷狄的遼國，而是以信義之邦自居的宋廷。
後來，在遼國的後方，強悍的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國，在幾年中間，佔了遼國許多地方，所到之處，燒殺極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之下，宋廷從道義上說，應該支援遼國，保衛國土，因為宋、遼是兄弟之邦。從功利上說，也應該扶弱抗強，聯遼抗金，一旦遼國失敗，戰火就會燒到自己頭上。可是宋廷君臣在決策的時候，大錯特錯，竟然是一副小人動作，見利忘義，偷偷地派使者渡過渤海前往金國訂立“海上之盟”，約定兩國同時出兵，共同滅掉遼國，瓜分遼國土地。
宋廷秘密進行這一活動的時候，所有聽說此事的官員無不反對。老將种師道氣憤地說：“今日之舉，譬如鄰居被盜，我不能相救，反要勾結盜匪乘火打劫，無乃不可。”
遼國知道此事之後，派使臣前來勸阻。使臣到了宋廷，痛哭流涕，呼天搶地，他說：“救災恤鄰，古今通義。宋遼兩國，百年友好。今貴國圖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毀兄弟之誼，結豺狼之邦。我國一旦失利，就是你們大禍臨頭之時，你們很快就會後悔的！……”遼使淒厲的哭聲一直在大殿中迴盪，久久不散。宋廷君臣無動於衷，還在為即將到來的勝利興高采烈。宋廷的君臣是誰？皇帝是宋徽宗趙佶，大臣是蔡京、童貫……正如遼使所說，他們轉眼之間大禍就要臨頭。過了兩年，金兵在滅遼之後，大舉南下，東京一再被圍，蔡京、童貫……先後貶死，宋徽宗趙佶，被金兵作為俘虜，押解北上，多年之後，死在敵國。過去闖了大禍的人，大都是留下了後遺症，禍延子孫。惟有這一次背信棄義聯金滅遼的決策者趙佶、蔡京、童貫……闖禍之後，立刻自食其果，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轟轟烈烈的澶淵之戰以後，隨即簽訂了維持百年和平的澶淵之盟，這件大事到今天已經整整1000年了。一份和約能在兩國之間維持百年的和平，這在世界上都很少見。對於“澶淵之盟”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對於這一類的問題，過去的答案大都十分簡單，不是贏了就是輸了，不是勝了就是敗了，好像二者必居其一。其實這種答案必須多說幾句，一句話是說不完的。
“澶淵之盟”的簽訂，對於遼方來說應該說是贏方，但是宋方未必就是輸方。百年和平讓宋方爭取到經濟的繁榮與文化的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這種收穫我們不得不承認。因此，有爭執的雙方談判的結果不一定是一贏一輸，雙贏的事確實是有，兩敗俱傷的事也是有的。“澶淵之盟”真正是一件“雙贏”的好事。雙方和平友好，遇事合作，這種巨大的收穫首先應該肯定。
宋方每年要拿出幾十萬兩“歲幣”，這的確是一種損失。這種損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損失，二是精神損失。我們過去給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等戰敗後的割地賠款苛刻條件嚇怕了，總認為一旦賠款，就會賠得家破人亡。其實我們若按當時的幣值、物價與國家實際財政收支推算一下，就知道“歲幣”的數字並不很大，不過國家財政收支的千分之幾而已，和打一次仗的損失相比，實在算不了一回事。只不過每年要繳納“歲幣”給外國，確實令人產生一種屈辱感，在精神上是一種壓力。如果換一種形式，換一個名稱，例如支援、救助、補償、合作等等，那就要文明得多。其實，古代的國際貿易也有一些不同的稱呼，例如不平等的進貢與回賜，平等的饋贈與回贈。根據我們對一些史料的分析，當時是宋真宗決心談和，以便早日回京，不以“區區歲幣為念”，如果把決策大權交給寇準，他一定會堅持到底，就是不給“歲幣”，蕭太后也會退兵，因為她害怕歸路會被切斷。寇準明明知道這張底牌，就是使不上力，只好徒喚奈何。
寇準能堅持嗎？皇帝既然把底線說出來了，他就無法再堅持了。他不是怕丟官，不是怕獲罪，而是在和約未訂之前，如果皇帝把他撤了，換上一個不講原則的人來主持談判，那麼國家就要吃大虧。和約已訂，遼兵已撤，他這個官就可以不當了。公元1006年，寇準罷相。在國家形勢危急的時候，小人們不敢出頭，寇準拍案而起。到了和平恢復，皇帝熱衷於玩天書降世的把戲，會拍馬屁的小人們都鑽出來歌功頌德，這些事情就沒有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