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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在暗,窺伺她們,才能掌握到一個有利陣地。
況且翻了臉又如何?金詠詩的出生紙上寫的是金信暉的名字,到他的財產解凍,發放下來分時,還是要跟健如有很多接觸商議的。一個永隆行,要摸請它的底也在初步進行當中,還都未有進一步的成績,就亂了陣腳,豈不是戰而敗,遂了敵人的心意了?
忽然又想,還有母親。
這就更叫人心痛了。
什麼切肉不離皮?什麼兄弟如手足?什麼血濃於水?
看看這方健如與方惜如二人嘴臉心腸,我真想寫信回家去問問老母,誰是她撿回來養而非親生的?
健如跟信暉有了一手,因而對我妒恨了,也是在理解之內。
然則,惜如呢?
我有什麼對她不起,有什麼做得比健如差,有什麼不愛護體貼她的,要令她如此誓無返顧地偏幫健如,且切切實實地對付我?
這不但令我痛心,且令我自卑。
我那麼比不上健如嗎?我夫我妹全都把一顆心向著了她,對我,猶如敝履,且伺機踩我一腳,讓我翻不了身,站不起來做人。
不,不可以。
必須還我公平。
以理論去討回公道是白費唇舌,必須付諸行動先發制人,才有講公道的機會。
生活上不論有多少苦難,原來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我又是第一次發覺敵人並不那麼可恨,他們對我有激勵作用,從今之後,我更不能不打醒十二分精神做人。
別人要想把我踐踏,怎麼能遂他們的願?
於是,就趕快梳妝,回永隆去。
必須分秒必爭。
趕快在她們佈署好一切之前,做足防範,這是第一步。
至於第二步……
我心中有數。
經過了這些天來的習慣,我一回到永隆去,各人就先跟我打招呼、叫早晨。那三嬸更是自動自覺連忙地替我遞上熱咖啡。
由此可見,什麼事,包括身分與人際關係,都是由自己爭取得來的。
這麼多個職員當中,我還是和那李元德最淡得來,於是又跟他商議:
“元德,永隆現做的貿易生意,線路是從哪些人而來的?”
李元德想了想,道:
“主要是金先生在生手一手經營的,部分是靠廣州跟香港的聯絡。在廣州,金家人面廣,很有些朋友也南下發展,在本城奠下基業或置備了據點,於是,就輾轉介紹。”
然後李元德又說:
“當然,還有些是金先生到港後才結識的商場朋友,我們所做的生意,也有部分屬於他們的聯絡。”
“健如她對這些香港商界朋友自然是熟悉了,那我就放心,不必多跟他們打交道吧!反而是業務由廣州方面介紹給我們的呢,我想好歹要去拜候他們,加強溝通。”
李元德不住地點頭,道:
“大嫂,你這個想法是對的。金先生過世了,短期內業務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如果我們不積極爭取關係,日子有功,真的難保人在人情在;人死了,就沒有長期賞面光的可能。且要把生意再做大一點,又得另闢途徑。細嫂一個人也關照不了內外,大嫂你肯出面應酬聯絡,名正言順地代表金信暉,是最好不過了。”
我的話是完全試探性質的。
既要確定我這個進駐永隆業務的手段的可行性與需要性,也乘機旁敲側擊,以瞭解究竟健如手上有哪些客戶關係。把生意上的朋友視作注碼,我想,這個觀念是對的。
然而,綜合了跟李元德連日來的談話商議,有了客人,也必須有貨可賣。
如何籠絡客人?我苦思晝夜,有了個腹稿。
可是如何去找一些市場需要而能代理貿易的貨品,這就不是從永隆行職員的會議與對話之中,所能找到線索和靈感了。
只好一步緊接一步地來做。
我立即寫了信回廣州給九老爺,把永隆的情況講了一遍,請他幫忙,向以前廣州跟我們金家相熟的商家朋友,走訪一次,探聽他們在香港有沒有聯絡,然後把已在港發展的家人、職員或代表名字地址給我寫來。
等了差不多一個月,終於有了迴音。成績不算太好,據九老爺說,廣州的生意人現今都意興闌珊,自顧不暇如何顧人?且已在香港有了基地的人也不多。然,畢竟還是寫了好幾個人名與聯絡處,囑我不妨試試。
此外,李元德也向我透露,在本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