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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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時間和我在這方面交流。童年的孤獨實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了很長一段時間。晚上睡不著覺、做惡夢，甚至從床上滾下來……由此開始了一場面對死亡的掙扎，至今也沒有結束。

記得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晚報》當記者，跑去採訪李澤厚。李先生不是個很健談的人，不過有一句話讓我終生難忘：“當人意識到死的時候，才感到真正在活著”。我聽了渾身一振，小時候對死亡的恐懼全回想起來了。確實，當人意識到死亡後，對生命就有一種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種使命感。我雖然從小不成器，但這種感覺一直在我的掙扎中伴隨著我。我知道沒有人會注意我，沒有人會瞧得起我，但我自己不能辜負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情來讓世界記住。這種勁頭，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覺醒。

當然，這種覺醒也並非沒有外在刺激。那時我們突然被告之：高考將恢復！考上了就上大學，考不上就繼續插隊（其實後來考不上的也沒有插隊）。剛剛“覺醒”的我，什麼事情都要思考。這麼寶貴的生命，又怎麼能錯過大學呢？我開始讀書了。

那是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其實這話是“*”前“17年”留下的。我們那時候的學生和家長都對之深信不疑，覺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學就學數理化。可是，我對這些一點興趣沒有，一想到一輩子搞技術，就覺得靈魂裡空蕩蕩的，寒冷得渾身發抖，喜歡的就是文史。說實在的，這種心情，實在也說明了我們的教育的問題。一個青少年時期的孩子，內心最關注的是生命意義的問題。但是，我們的教育哪裡管這一套？教育就是讓你成為幹某件事情的工具。這也是當時越是“有用”的專業越讓我感到空虛的原因。所以，當時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北大的經驗與反省（2）

這一舉動，首先惹急了家長。父母連續徹夜開家庭會議，要求我學理科。在他們看來，文科一是沒用，二是危險。這是那代政治運動中過來的人的普遍心態。當然還有另一層面，是我自己看出來的。當時，好學生都上了理科班，學不好的人才去文科班。父母都是國家機關幹部，同事彼此之間其實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來比去，競爭激烈。說自己的孩子上文科班，怎麼說得出口！

我本想在學校壓力會小一些。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個男生。我們因此很快就被稱為“寡婦班”（我實在要為這種稱呼向當時的女生道歉。那時男女授受不親，男生也不懂得尊重女生，總想辦法捉弄）。同學誰還把我放在眼裡！況且，我當時的學校是一四五中，“*”期間由小學改的，質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則是高考明星，那裡的文科班也許還是正經人去的地方。我在一個破學校上個“寡婦班”，怎麼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個“混兒混兒”。

不過，我沒有尋求轉學的機會。我在班裡鶴立雞群。老師都對我說：“你看，我們學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們三個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師這麼重視。”當時我心裡也知道，除了我和兩個女生，班裡沒有別人能上大學，老師確實心思全在我們身上。另外，我特別喜歡那位滿嘴口音的語文老師。他叫葉向忠，後來才知道他是北大1949年後的第一任黨組書記，北大中文系的樂黛雲教授還提起過他。他因為在政治上犯了錯誤，被髮配到中學教書。他古文非常好，滿腹經綸，也很喜歡我。所以，我沒有轉學。另外，父親還託同事幫我找了一個某大學（好像是鋼鐵學院）附中的黃河老師業餘給我補作文。他好像也是個“壞分子”之類，過去在國民黨的什麼報紙裡幹過，自然除了教書不可能有別的前途。如今想想實在是感嘆：那年月人家真心實意喜歡聰明好學的孩子，白教你，而且無微不至。可惜我自己不知道珍惜。後來一忙，和黃老師斷了聯絡。現在寫了這麼多文章和書，也真想問問他的見解。我能肯定他會為我高興的。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師的囑咐，沒有騎腳踏車，乘公共汽車到了考場。這是怕太緊張出事。我們和一七一中學的學生一個考場，甚至同樣的教師監考。我在考場入口遠遠望著一七一的學生，敬畏得不行：人家一個個全像有大學問的人，我自己則是地道的“小屁孩兒”，實在不是對手呀！第一場是語文，剛剛開始不一會兒，坐在我前面的一個女生（我當時判斷很可能是一七一的）就昏倒被抬出去，氣氛緊張異常。我倒由此士氣大振，下筆如飛，提前半小時交卷。那時我為了“中舉”是多麼自私冷血呀！我注意到，監考老師見我這麼快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