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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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見。現代歐洲直接起源於中世紀的傳統而非古典世界，這在史學界基本已經成為共識。但是，雅典精神，是歐洲現代性發育成熟、政治社會走向*的19世紀的時代需要。格羅特的浪漫古典史觀壓倒了William　Mitford保守古典史觀，也是那個時代精神的寫照。弗蘭克？特納（Frank　Turner）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希臘遺產》中評論道：“格羅特對古典*的翻新是如此成功，乃至19世紀的英國人覺得他們離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比離18世紀的英國更近。”這也恰恰是我對雅典的感受。在20世紀80年代初站在北大的三角地，我覺得自己離古典時期的雅典比先秦兩漢要近，比盛唐要近，比明清要近，甚至比近代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都要近。我覺得：中國的歷史和傳統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人為什麼不能選擇自己的傳統，而非要被既定的傳統所桎梏？英國有《大憲章》，有莎士比亞，有柯克，有一整套憲政傳統。但是，你能嘲笑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崇洋媚外”、冷落自己的傳統而拜倒在古典希臘的腳下嗎？當然不能。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不僅是英國曆史的頂峰，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頂峰。日不落的帝國就是在這種擁抱古典希臘的文化自信中建立的。

美國也是同樣如此。Henry　Steele　mager指出，是古典傳統造就了華盛頓、傑佛遜、麥迪遜等建國之父。“這些建國之父對古典世界比他們對歐洲甚至英國更為了解。他們對古典世界的熟悉程度可能比他們對本區域之外的美洲殖民地還要高。”在建國之初，潘恩對雅典*的推崇在崇尚古羅馬共和傳統的政治家中還是少數派。許多人如漢密爾頓那樣仍然把“*”當一個貶義詞來用。但是，到了19世紀20年代，“*”就成了主要政黨的名字。美國人開始迴歸希臘而非羅馬，擁抱雅典而非斯巴達。這個年輕的國家顯然從“*、共和政體是否只適合小城邦而不適合一個大國”的憂慮中擺脫出來，相信自己的人民有足夠的品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這，也正是美國成為現代社會最偉大的國家的根本動力之一。

從現在的角度回想，20世紀80年代北大的精神更符合北大相容幷包的傳統。當時的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是封閉的，但在文化心靈上是開放的。那時北大人的精神，似乎面臨著無限的可能，讓人想起19世紀的英國、建國時代的美國，彷彿一個大時代正在開始。所以我覺得北大就是個雅典。

現在的北大呢？這要讓現在的北大人來回答。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1）

沉迷於古雅典，塑造了我的價值觀念。這種學習主要是自學。不過，現在我成了以歷史為職業的教書匠，專攻中國史。如果在這方面要追溯到大學四年對我影響最大的人，那還是張廣達先生。他那時還不滿50，正好是我現在的年齡，其貌不揚，說話似乎也不那麼利落。不過一講隋唐史，就讓人亢奮起來。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學裡講課不上來給你馬列一場就不錯了。他則十分精要地綜合各家，把陳寅恪、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觀點逐一介紹，講唐史分析周圍民族的互動，特別是中亞政治貿易的發展，把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這對於我們這些只知道從農民起義分析歷史動力的人來說，是不折不扣的歷史意識的地震。聽完他的課，你恨不得一頭扎進圖書館，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來自己看看。他是個右派，掌握多種語言，被壓制多年不能搞專業，反而不受當時意識形態的限制，能關在圖書館讀書。所以“*”結束後他的知識結構是最領先的。他本來研究中世的中西關係，但對所謂海外中國學研究，在當時恐怕也是最通的。

張先生被恢復教學權利後剛上講臺，精力無限。我向一位同學推薦他時，對方說：“我知道你講的是誰。是不是那個總推著腳踏車在馬路邊上和別人說話的？”不錯，你下課問張先生一個問題，他先是拿著黑板擦兒站在講臺邊和你談，等下堂課的師生進來，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腳踏車處，開啟鎖，推著腳踏車邊走邊談，最後乾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講就是半個多小時，也不管認識不認識你。這成了當時北大的一景。我當時問他，在轉到歷史系不可能的情況下，想學歷史怎麼辦。他毫不猶豫地說：“讀《通鑑》，一遍不夠讀兩遍。”接下來就是一通關於司馬光的長篇大論。可惜我三分鐘熱氣，《通鑑》一本也沒有看下來。

畢業幾年後，我有機會去訪問他。那時我當記者，採訪了不少知名的學者。其中對杜維明關於儒學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