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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窮。我每天花大量時間聽交響樂作品，腦子裡全是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時上課也欲罷不能。記得有一次英語課我坐在後排，腦子裡突然響起了貝多芬，一下子忘情於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體動作，至於老師在講什麼早就不知道了。一會兒聽到老師憤怒地對班上的同學講：“有的同學根本不用心學習，回去不做作業，基本的詞彙、語法也掌握不了，甚至上課也不聽講，一個人坐在那裡搖頭晃腦，不知道發什麼神經。這樣學英語，還不如不學。因為只要公共課一停，兩個月就全忘光了，跟沒有學過英語的人沒有區別，成了文盲。”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語”（3）
我並非不知道英語的重要，也並非不想學英語。但當時學英語，有兩個障礙需要克服。第一個障礙和現在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幾乎相同：學語言是個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恆。有時，越喜歡思考的人學語言的確挫折感越大。你學別的東西，不管是科學、工程、歷史、法律，只要用心，一個學期下來就收穫甚豐，甚至有一下子進入一個新天地、掌握一門新技能的成就感。學外語則是投入了兩三年還覺得自己是個傻子，最簡單的話都不會說，能讀的書也不過是兒童讀物的水平。所以，學外語頭兩三年經常很有挫折感。如果教材很枯燥乏味，課程僵化，那就更難了。我那時年輕，沒有人督促，沒有堅持下來，後來後悔莫及，也希望年輕朋友不要重複我的錯誤。第二個障礙，則是我們那個年代特殊的。按說，學英語的最大動力，是用英語所接觸的人類文化要豐富得多。我現在勸年輕人把英語作為頭等大事之一時，經常問他們：想想看，你用英語能讀到什麼，用中文能讀到什麼？至少現代中文裡的內涵太貧乏了。但是，當時我們能接觸的英文書很少，報紙雜誌幾乎沒有，更沒有現在上網這種技術可能。另一方面，經過*十年連中文書都幾乎禁絕的日子，一下子能看中文書了。這就像是知識爆炸，令人目不暇接，雖然現在看來，我們那時能讀的中文書實在可憐。既然中文能夠滿足相當的知識需求，讀英文的動力就減少了許多。我作為一心要“改造中國”的青年，心思全在中國。
更可惜的是，在北大的第二年，學英文又加了一層更特殊的心理障礙。那就是在留學生樓“陪住”的經歷。這段經驗是我大學生活的惡夢。回想一下，我在那裡和美國人開始接觸，至今沒有成為一個愛國排外的“憤青”，也算難得吧。
隨著大學恢復高考招生，第一批外國留學生也開始進入中國的大學。當時外國人在中國的情形，如今的八十年代後、九十年代後的一代恐怕是很難想象的。我們這代人對於外國人，有著巨大的心理障礙需要逾越。
那年月，外國人即使在北京也非常少。小時候我很少在街頭見到外國人。偶爾在天安門廣場等繁華地帶或使館區見到幾個外國人，也幾乎和見到動物園的動物一樣，站在老遠看個沒完。我小學五年級以前住在北京海淀區的花園村，旁邊有個華僑公寓，偶爾還真看到幾個膚色不同的老外。那時在小孩子圈裡，有各種關於華僑公寓的傳說，比如裡面多麼豪華，許多人家裡有電視，甚至還開車等等。要知道，那時我上的花園村二小，全校沒有一臺電視。我們在那裡小學畢業後按理要上花園村中學，即所謂“花中”。孩子偶爾談起來這個前景，無不興奮不已：“知道嗎？那個學校有電視呀！”
我父親在五十年代是駐蘇的外交官，帶回一臺十七寸的黑白電視機，非常笨重，需要兩個大小夥子才能抬動。不過那臺電視壞了很長時間。曾經修好過一次，但又壞了。不管怎麼樣，家裡還如同寶貝一樣保留著。我還記得那時上演朝鮮電影《賣花姑娘》、《金姬銀姬的命運》，講到不小心淪落到“南朝鮮”的女性，在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命運非常悲慘。電視裡一演這些，全單元的人都來我家裡看，跟著哭，更覺得“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多麼水深火熱，我們是多麼幸運。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語”（4）
當時中國基本沒有什麼電影。*初期全國就八個樣板戲，後來開始拍電影，有什麼《春苗》、《決裂》等等，全是“反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電影，缺乏人情味。比如，這些電影裡不僅沒有愛情，甚至連夫妻都沒有，講的是無性政治動物的日子。反倒是進口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更好看些，包括朝鮮電影。至少人家有男男女女的事情。當時孩子們編出順口溜，歸納這些電影的特點：“朝鮮電影哭哭笑笑，羅馬尼亞電影又摟又抱，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朝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