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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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屬於學忠負責帶兵平亂，先後又從東北調進五個旅的兵力入關支援，這樣原先已經兵力不足的東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為空虛了。留守的直屬部隊多數是在遼西佈防接應，而竟然只有一個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屬部隊來防守東北的軍政中心瀋陽。瀋陽近乎空城的佈署，就給予關東軍一個前所未有的用兵時機。

早在張學良帶兵入關，坐鎮北平之時，東北的時局，已開始日趨緊張。關東軍正在加強演練各種軍事攻擊的計劃，特別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與八月之間，又爆發萬寶山事件與中村事件，都顯示出日本關東軍極有可能會乘機鬧事，在東北留守的各級軍政長官，先後多次專程到達北平，向張學良面報關東軍的威脅與野心，因此張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請示對策。但當時的蔣介石與南京中央政府，對於張學良唯一與不變的答覆，都是“不抵抗”。

5。5　南京國民政府的困境

此時南京政府的財政因為大規模天災的破壞，與南方的軍事行動的經費，國家因應所需的支出幾乎是毫無著落，又因為蔣介石當時急於解決華南的內戰問題，在國民政府自顧尚且不暇的狀況下，自然極不願東北再發生任何事端。同時蔣、張二人也都認為，日本政府正在積極地與中國進行在東北擴張發展的交涉，只要中國避免給關東軍找到軍事衝突的藉口，日本政府應該會約束關東軍，而沒有理由來放任關東軍公然併吞中國的東北。

我們必須瞭解當時中國的全盤狀況，才不致於誤以為不抵抗的政策，是蔣、張二人“親日”的選擇。這個對日軍挑釁不抵抗的權宜性政策，其中實在有著太多主、客觀不得已的環境與背景。假如蔣張二人要是親日，張學良隨時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擁立，早就成為所謂的“東北王”；蔣介石也可以放棄東北主權，而得到日本大量的軍經援助，以掃平群雄，成為中國的新領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對統一與建國的眾多挑戰。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國民政府內部多數主管的認同，不是蔣張二人私下可以說了就算數的，雖然這個政策是否是當時最佳的選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題目，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評與極大的壓力，甚至幾乎成為蔣張二人“不抗日”的歷史罪名。但是所有的歷史事實都清楚地證明，在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中，蔣介石雖非“反日派”，但是絕對非“親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蔣介石當成他們大陸政策最為主要的障礙，張學良與日本人更有國仇與家恨。而在七七事變之後，為抗日盡力最多的，正是蔣介石，而不是批評他們的人。

國民政府對日軍挑釁會採取儘量容忍與暫時不抵抗政策的立場，甚至可以遠溯自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告誡，以及蔣介石自己親自的觀察。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曾經與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觸與合作，他深知當時中日兩國的總體國力，相差太遠，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兩國斷交宣戰，十日之內中國就會亡國。”而蔣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對於中日之間的國力與戰力，更是有著清楚的瞭解，當時日本已經躋身為世界級的工業與軍事強國，不但擁有全球最為精銳的陸、海軍，國家與社會都已現代化，隨時可以完成總體戰的動員。

而當時的中國處在幾十年不息的內戰之中，國家意識極為薄弱，工業沒有基礎，政府財政運作困難，社會仍然處於封建時代的農業結構，軍隊不但裝備落後，訓練不當，更沒有保衛國家的認識與能力。因此蔣介石認為，假如當時處在分崩離析狀態的中國，要想和日本正式的進行作戰，其結果要比滿清末年的甲午戰爭還要悲慘，恐怕不但要割地賠款，甚至還會亡國滅種。所以蔣介石認為首先中國必須設法統一，然後才能集全國之力，推動現代化的建設與發展，如此才能擁有與日本一戰的國力與軍力。

早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時，日本籍口護僑，出兵山東，迨蔣介石下臺，日始撤兵；次年，革命軍克濟南，日本再度出兵山東，在濟南慘殺中國軍民，造成濟南慘案（五三慘案），就是企圖造成中日戰爭的衝突，以阻撓國民政府的北伐統一中國，蔣介石明知日軍惡意的挑釁，但是仍然採取極低的姿態進行退讓，就是避免中日提前爆發戰爭，而阻礙中國統一的大業，這就是中央軍在山東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蔣介石對於這個屈辱，不但在其日記中，有著勢必雪恥的決心，其後蔣介石所有的政策目標，都在設法尋求如何的統一中國與復興中華民族，以使中國有力量來擊敗日本的侵略。之後日本在國際社會反對以及中國抵制日貨的壓力下，被迫逐步的撤兵，山東的問題才暫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