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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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九一八事變實際上可以說是日本政局畸形發展的一個國外激變因素。

2。2　明治維新的歷史變局

從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以及包括中日兩國近代史所有的衝突，都和日本的明治維新，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關連。明治維新之前的兩千六百年曆史，中日的關係是以和平與交流的狀態為多，明治維新之後，中日的關係就成為衝突與戰爭了，因此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歷史全面轉變的關鍵，也是中日關係全面改變的歷史開端。

日本兩千六百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是被日本所欽慕、畏懼、模仿甚至崇拜的物件，日本傳統文化與典章制度，主要都是來自中國的“變體”。而中國縱使在最為強盛之時，也從來沒有把日本當成自己政治或是軍事勢力範圍的企圖，但是日本卻有一種假如有朝一日，能夠逐鹿中原稱霸華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以補償日本民族集體性的對中國自卑與自制的歷史情結。日本自知以人口、面積、經濟與文化的全面國力而言，它是無法也不可能與中國正面對抗，更別提要取代中國而稱霸東亞了。所以日本一直不敢採取對外發展的國家策略，最多隻有入侵一下朝鮮半島或是任由日本海盜掠奪中國沿海地區而已。

但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才發現這是一個歷史轉變的契機，假如日本能夠比中國先完成現代化，它可以利用現代化所產生的巨大優勢，去支配與宰割當時仍然處在封閉與落後的中國。這樣日本就能超脫二千年來，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國之自卑心理的歷史格局。它將以現代化的船堅炮利做為工具，來建設一個威震華夏、萬邦來朝的“太陽帝國”。

在美國以艦炮開啟日本的鎖國政策之後＇1＇，日本朝野都受到極強的刺激，於是同心推動明治維新，對內結束了近七百年的軍人專政與割據的局面，對外開始大量吸收歐美的現代化科技與制度，當時日本秉政的幕府大將軍德川慶喜，在內外巨大的歷史性壓力下，決心奉還大政。

一八六八年，日本正式開始進入推動明治維新的歷史新頁，這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制度與工藝的一個全面性歷史改革，這種歷史性的大變革，對日本而言，並非完全陌生，而是有歷史前例可循的。因為過去日本的全面漢化，一樣經歷過全盤性仿效中國文化與政治制度的做法，所以在歷史發展中，日本是一個善於吸收與模仿外國文化制度的國家，他對於全面西化的抗拒也就不是很強，何況在全面的西化之後，日本可以迅速成為富國強兵的國家，而稱霸東亞，是日本立國以來，想都不敢想的歷史大業，如今竟然有實現的機會，對於日本人而言，當然更是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明治維新的重點，主要在於尊君立憲、引進科學、發展產業，建立富國強兵的國家發展戰略。日皇制度維持了日本在改革之時所需的政治穩定，立憲造成新的人才體系運作，封建階級轉化成為大大小小的財團，武士階級轉化成為皇軍的骨幹，因此日本的明治維新付出不是很高的代價，就建立起一個類似近代西方強國的新基礎。可是日本是一個資源非常有限的小國，缺乏與強權直接對抗的本錢，日本若想擺脫這個資源短淺的夢魘，而尋求霸權的發展，它就必須設法取得支配中國廣大市場與資源的地位。當時的中國正值清末最衰弱的時期，因此，日本在推動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同時，也急於掌握這個歷史的機會，設法掌控中國，這樣才能建立“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政治結構，可以說是一種變體的封建與民主制混合後所產生的新威權體制。日皇擁有神聖的地位以及絕對的權威，因此他不親理庶政，政府分成內閣、國會與軍部三大部分。國會當然不能監督日皇，只能在預算與法律上，對內閣產生制衡作用，內閣的首相負責總理政務，而由日皇諮詢政治元老的意見而任命，但是內閣對日皇而不是向國會負責。最為特別的是軍令運作，在日皇單獨擁有“統帥權”的前提下，所有軍令都由軍方領袖直接奏告日皇，然後奉赦令行動，政府的首長不得參與軍令決策會議，這種運作特稱“帷幄上奏”（因此有時候甚至連內閣的首相，都是看到報紙才知道日軍已經發動軍事作戰行動）。

另外在軍政方面，也是由軍方獨斷的運作，軍方杯葛政府的最大手段，就是退出內閣或是拒絕推薦軍方將領入閣，因而造成政府倒閣（當然後來又加上乾脆由少壯派軍官直接刺殺不接受軍方立場的政府首長）。更令政府感到為難的是，海軍與陸軍又是各有獨立不同的立場與系統，有時政府接受陸軍的要求，又會引發海軍的杯葛，反之若是順從海軍的要求，又會引來陸軍的反彈。每一任的日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