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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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侵略中國與對內建立軍國主義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國內的少壯派軍官決定，準備先以軍事政變方式，推動他們的改造日本的政變計劃。但是不出石原莞爾所料，日本高階將領在“師出無名”、民氣支援不足、以及擔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慮下，在最後一刻不肯支援政變的行動，因此造成三月政變的流產。當然也引起日皇與日本政府對於少壯派軍官膽大妄為的企圖，發生了戒心，日本國內的少壯派軍官，不得不暫時的有所收斂。
日本國內的政變既然胎死腹中，當然就輪到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來推動他們的“滿洲事變”計劃了。不過東京軍部的少壯派軍官，認為三月流產政變之後，日本國內政局對於少壯派軍官的強硬做法，仍然無法完全的認同；同時他們擔心關東軍的滿洲事變計劃，在軍力上以寡擊眾作戰，風險較高，萬一戰事進展的不順利，軍部沒有把握能夠在必要時，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援關東軍的武裝侵略。因為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當時日本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極其嚴重，根本沒有能力負擔沉重的戰費，以及應付國際強權的外交壓力。
所以日本軍部的長官，企圖設法說服關東軍少壯派，延後一年發動“滿洲事變”。而軍部特別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將原先駐防中國東北的關東軍軍力骨幹，十六師團調回日本，改派第二師團（多門二郎）接替任務，並且在同年的八月一日，派遣“中國通”（曾任張作霖政治顧問）的本莊繁中將，出任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日本軍部希望這樣的調動，將會減低關東軍兵、將之間的默契，而可以壓制住關東軍少壯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動。
3。6 關東軍開始密謀行動
當時日本政府一直在設法透過外交與政治手段，來擴張它在中國東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幣原同時與南京國民政府以及張學良的東北軍政當局，進行談判，以取得日本人在東北興建五條鐵路的特權。但關東軍卻認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軍事行動攻佔中國東北，才能把中國東北建設成為日本國防與發展的生命線。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鮮移民與中國農民在長春附近的萬寶山發生水源衝突，關東軍利用機會強行介入，攻擊中國農民，造成“萬寶山事件”，日本軍方要求中國退讓，否則將會派兵維護其權益；幾乎在同時，又爆發關東軍間諜中村震太郎上尉，在東北境內違法進行軍事偵察工作，被東北駐屯軍逮捕並處決的“中村事件”。關東軍與日本軍部為此感到萬分的震怒，日本軍方一再地揚言，假如中國東北當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給日本一個滿意的交代，日本將會採取強烈的報復行動。日本的輿論更是來勢洶洶的煽動民意，要求日本政府採取強力的行動，懲罰中國的“暴虐行徑”。
而在本莊繁在八月一日，接任關東軍司令官之後，在八月三日，日本陸軍省特別邀請關東軍、朝鮮軍（林銃十郎）與臺灣軍（真崎甚三郎）司令官，舉行海外司令官會議，共商日本海外駐軍的任務，及彼此之間如何保持密切的聯絡。陸軍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調派日本的十九與二十師團，進駐朝鮮半島，以提高日軍在海外應變的軍力。而關東軍的高階參謀板垣更利用機會，與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大佐，進行了軍事支援的聯絡。這種安排，就使得滿洲事變發生之時，朝鮮軍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動支援，關東軍就不必擔心自己兵力不足的問題了。
這時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在石原、板垣與花谷共謀下，已經正式決定，當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製柳條湖事件，正式發動日本奪取中國東北的“滿洲事變”，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軍部時，已經把準備發動事變的計劃，秘密告知軍部的少壯派軍官，而且得到他們的支援。但是日本政府與軍部長官，仍然認為直接發動滿洲事變的軍事作戰，計劃過於魯莽，同時也擔心蘇聯以及國際強權的干預，當時日本的經濟，正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也經不起戰爭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強烈的不贊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陸軍省與參謀本部進行特別的會商之後，擬定出“滿洲問題解決方案大綱”八條，主要內容是要求關東軍暫時等待與加強準備，假如外交方式無法在一年內，做出令人“滿意”的結果，關東軍才能設法配合指令採取行動。為此，軍部特別召回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告知他必須以此大綱，來約束關東軍少壯派的行動。
3。7 日本政府企圖阻止關東軍行動
但是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仍然決定不顧日本政府與軍部長官的意見，而準備在中國東北斷然行動，日本奉天總領事林久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