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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的當天,駐天津的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聯合天津的警衛部隊,對天津的日本租界與機場車站,發動攻擊,進展相當順利,攻克多處陣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時部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偽軍,也槍殺日本的警衛隊,以及俘虜偽政府漢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軍起義投誠。不料宋哲元已經倉皇逃走,起義的部隊找不到接應的華軍,結果被日軍追擊而潰散,殷汝耕才得以脫逃。
而在天津戰場,華軍居於優勢,因此遭到日軍空軍猛烈的轟炸,南開大學等地因此被毀,而此時日本從本土調動的增援部隊,剛好開始到達天津的外港大沽,因此立刻向天津華軍發動攻勢。由於天津守軍聽說宋哲元已經逃跑,北平也同時淪陷,當然也就從天津撤退,因此在七月三十日,日軍就佔領了天津,自此平、津就完全陷入日軍的手中了。
宋哲元(昔日的“抗日英雄”)及所率之二十九軍,與經營多年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也就從此正式的走入歷史。日軍新集結之重兵,對宛平與盧溝橋發動全面攻擊,才也在同一天攻下了這個造成中日雙方大戰的歷史地點。至此日軍已經基本完成全面控制永定河以西的作戰目標,並且攻佔了中國最為重要的北平、天津兩大城市,日本當然是舉國同歡。日軍根本在沒用多少力氣的狀況下,就有此戰果,也發覺二十九軍的戰力不過如此而已,“三月亡華”的說法恐怕還是太高估華軍的實力了。因此不擴大派的論點,立刻被壓制,日本認為在華北的軍事勝利既是唾手而得,何不乘勝追擊,多強迫中國讓步,反正華軍是不堪一擊,日本仍然會有足夠的能力來對付蘇聯可能的威脅。
19。8 盧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戰爭
就歷史事件的順序性而言,盧溝橋事變的確是中日之間全面大戰的開始時刻,但是檢討盧溝橋事變,卻發現這不是日軍計劃中的一個戰略攻擊行動,而是一個軍事意外,由於中日雙方已經在歷史決戰關頭徘徊多時,最終因為前方軍事負責人,沒有完全掌握狀況(一人重病,一人休假),而使得盧溝橋事變由小變大,最終失去控制。
而形成這場歷史大決戰的起因,當然是日軍在華北的野心與企圖,已經形成一個隨時可以引爆的火藥庫。但是假如當時宋哲元不是抗拒南京蔣介石的指示,一味地對日低頭示弱,讓日本低估中國的抵抗決心,以及認為中央與華北之間有了可以利用的裂痕,造成日本擴大派的主張佔到上風,那麼盧溝橋事變是否會演變成為中日全面大戰的起點,還是一個可能的疑問。
假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不是正在權力交接的空檔,而讓部屬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多次的企圖攻下盧溝橋,好展現自己統帥日軍的武力與軍威,但是卻一再的受挫,因此迫使駐屯軍與關東軍的求戰聲浪升高,那麼整個的大局,也許可以不至於因為盧溝橋事變的“小小衝突”,而立刻的急轉直下成為華北全面戰爭。事實上,過去中日雙方在平津一帶,已經發生過幾次比盧溝橋事變還要嚴重的衝突(兩次豐臺事件、大沽事件),但是都沒有引爆中日雙方的決戰,但是這次的“微小事件”卻造成中日的歷史決戰,這也許就是歷史所安排的命運?
事實上,蔣介石對於盧溝橋事變之後,下令立刻馳援與備戰,原是為了展現華軍的實力與決心,而能讓日本有所自我約束的警覺,瞭解中國不可能再退讓,並非決定就為此事變派兵,而與日本進行決戰。因為當時國共合作的談判,還沒有達成結論,整編六十師部隊計劃,才完成二十師而已,空軍也沒有達成作戰的編組,西南戰略基地的整理與建設才剛剛開始進行規劃。
因此按照蔣介石的戰略設計是,中日之間儘量維持不正面決裂,而讓日蘇之間的矛盾先行破裂,假如中日之間的決戰真的無可避免,最少也要拖到一九三八年底,最好是到一九四年之後再展開。但是蔣介石派軍北上的動作,卻讓宋哲元大大的誤會了,(這當然是張學良事件的後遺症之一,蔣介石擔心宋哲元誤會中央乘機派兵收權,還特別派同是西北軍的孫連仲、龐炳勳部隊進入河北),造成日本判斷,冀察政務委員與南京政策不合,因此大膽的對平津動手。
蔣介石在七月十日,特別要求英國大使許閣森與倫敦聯絡,希望英國能夠調停中日之間的衝突,同時電令正在英訪問的特使孔祥熙,進行外交試探,但是英國卻在綏靖主義的影響下,有心無力。接著蔣介石又分別向美國、德國、法國大使表白中國希望和平的立場,但是這些國家也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危機的緊迫性,甚至有些西方國家還希望中日之間爆發戰爭,可以減緩他們在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