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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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盧溝橋事變的小意外事件，而逐步擴大成為平津陷落的華北事變，這些年來，身為華北軍政最高領袖的宋哲元要付相當的責任。因為他沒有進行全面與周詳的作戰準備，在日軍的攻擊下，就讓平津重鎮輕易的淪陷。有了九一八事變與熱河、內蒙淪陷的教訓，以及長達三年的準備時間，宋哲元居然沒有一套完整的建軍備戰之抗日方略，也沒有周延的防衛平津之參謀作業，以及全面抗日的作戰計劃，真是令人感到不解。

而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宋哲元擅自違背南京之“要抵抗”命令，以及阻擋支援的軍力，最後更是擅自決定不戰不告而退，其實在歷史的意義上，他才是真正的奉命抵抗，卻自行退卻的“不抵抗”將軍。不過這時中國需要抗日英雄的形象，因此也就沒有人追究宋哲元不抵抗的責任了。比起張學良因奉命不抵抗，而讓他為之遺憾終生，宋哲元實在是幸運太多了。不過從此宋哲元也一蹶不振，再也沒有可觀的重大戰功，兩年後就因病去世。幸而其它的二十九軍將領，很快就恢復戰力，象張自忠的以身殉國，劉汝明的奮戰不懈，還有馮治安也是一位很出力作戰的將領。

七七事變既演變為華北事變，蔣介石已是退無可退，只有率領中國走上抗戰之路。這時的局勢是，國際社會袖手旁觀，日軍侵略兇性大發，中國各路諸侯積極請戰，沸騰的民意更是要求抗日，蔣介石於是斷然決定，中國已經無法再對日本退讓，假如日軍一定要繼續的侵略中國，她就只有提前與日本決戰。但當時的中國，實在是真的沒有準備好而能與日本決戰，但是歷史的命運已經逼得她沒有其它的選擇。盧溝橋不確定的槍聲，以及誤以為失蹤的日本士兵，就成為引導中、日兩國進入了歷史大決戰的藉口。

雖然中日戰爭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全面地展開，但是中國對日本，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才正式宣戰。整個中日戰爭的政治決定流程如下：國民政府是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的最高國防會議上，才決定全面對日作戰，蔣介石於八月十四日宣佈中國自衛抗戰宣告。日本政府是到了八月十五日，決定設立大本營、進行全國動員、正式組織進攻中國華北與華東的戰鬥序列，這樣中日兩國才算是全面的開打。

當時，中日雙方都沒有正式進行法定的宣戰程式，這時雙方均認為，若是中日正式宣戰，會影響到國際社會出售作戰物資的法律運作的問題，同時一旦停戰，還要簽訂正式的合約。中國沒有打勝的把握，不能簽下任何割地賠款的合約，日本也不敢公然的獨佔中國利益，而引起國際的反彈，所以中日的正式法定交戰狀態，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四年又五個月，經歷過了幾千場的戰鬥之後，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國政府以法定的程式，正式向日本宣戰。

但是歷史沒有忘記，中日全面戰爭正式的引爆點是盧溝橋。雖然在七月七日的當天，中日雙方既無正式的交火，也沒有人員的死傷，但是整個中日戰爭，仍然是從七七延伸而來，中國人世世代代都應記得為什麼這是中國全面抗日開始的紀念日！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戰爭的戰力解析

中日戰爭可以說是是一場典型“跨越時代”的遭遇戰，其主要的關鍵，不僅在於雙方武器裝備上的巨大差異，更在於總體國力，舉凡經濟、社會與文化結構上的差別。當時的日本，已是一個工業化的軍事強國，無論是社會組織與國民觀念，都已能適應現代化的總體作戰。但是當時的中國，卻仍在落後與農業化生產的社會結構之下，因此難以發揮總體作戰的能力。同時日本對外的作戰力量是團結一致的，中國則有著國、共對立以及各地山頭的分裂問題。

所以，在討論中日雙方的有形戰力對比，雖然可以作出數量化的分析，但是由於其中結構的不同，很難單憑數量化的對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各國的軍事專家，對於中國抗日戰爭能力的評估，與事實的表現，會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過中國軍民所付出的血、淚、犧牲，才能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