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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平漢路的日軍第十四師團,此時也深入到河南北部的漳河,同樣的受到補給困難與兵力不足的問題,無法再往南進攻,而華軍同樣的開始滲入日軍陣地的後方,對日軍的補給線進行遊擊戰。這正是八路軍的作戰特長與發展的機會,八路軍就在開始山西高原、太行山山麓以及河北、河南丘陵地,迅速地擴大勢力,對日軍構成游擊戰的威脅;共軍也開始在黃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控制了獨立自主的根據地。
而在內蒙的日軍,則由新成立的二十六師團(這是因為華北方面軍與關東軍,強烈爭執對於山西北部與長城以南戰區主權的爭奪,最後迫使東京軍部裁示,直接由參謀本部控制二十六師團)以及關東軍第一獨立旅團,由大同沿平綏鐵路西進,由於華軍部隊多數已經調往山西進行太原會戰,因此日軍沒有受到強烈的抵抗,在十月十七日,一路順利攻佔了平綏鐵路的終點包頭,日軍終於完成對於內蒙大體的控制。
21。8 華北作戰的檢討
雖然日軍在華北作戰的行動中,除了在山西作戰的區域性地區之外,一直保持主動攻擊的優勢,迫使華軍一再退出防守的陣地與城市,但是日軍卻沒有辦法在黃河以北,殲滅華軍的主力,一方面華軍主力根本不在華北,剩下的華軍,不但抵抗意志出奇的堅強,而且部隊敗而不散,都能有效脫離日軍的包圍,再度的集結作戰。
之後,日本華北方面軍接近三分之一的部隊,被抽調支援華東戰場決戰,以及日本大本營要求,華北方面軍在中國東北的冬季冰封期間,必須減少作戰任務,保持兵力運用的彈性,作為關東軍防蘇作戰的預備兵力'5',因此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只能就地整補,以等待新的作戰命令。
華軍在華北採取敗而不降的戰術,同時顛倒戰線作戰,在日軍控制戰線的後方,發展游擊戰,威脅日軍戰線的補給線,使得日軍在深入華北之後,派在維持後方補給線的兵力,還要多於前線作戰的部隊。這種作戰方式,已經使得日軍陷入大量消耗戰略資源的困境之中,主要的兵力不能用在繼續的戰略攻擊,反而用在維持補給線上。
就戰略上而言,日軍的攻佔山西,是有著控制華北平原戰略側翼的作用,但原先日軍之所以進攻山西高原,則是為了挽回擔任側翼掩護的第五師團作戰失利的面子,同時為了追擊華軍轉向山西高原集結的部隊,華北方面軍將作戰部隊主力,轉向山西調動,沒有沿鐵路快速的南侵。最後日軍雖然攻佔山西,不但沒有殲滅到華軍主力,反而是困守在山西各個戰略重鎮之中,必須用大量的兵力來維持日軍的補給線。
21。9 日軍大本營缺乏戰略遠見
其實日軍攻佔山西、陝西與河南交界的風陵渡,實在是取得極大的地緣戰略優勢,假如當時日本政府能夠全面地動員兵力,以達到真正亡華的戰略目標,那麼日軍可以在攻佔山西之後,運用征服整個中國的大戰略眼光,大量增兵投入中國戰場,以十個師團的兵力,由山西渡河,其中三個師團,進攻陝西的關中與延安,然後西進截斷甘肅與蘇聯的交通路線,另外一路則由五個師團越過秦嶺,直搗四川,深入雲南,兩個師團沿漢水進逼河南、湖北與陝西的邊界,對武漢形成側背牽制的戰略包圍。
這時日本同時以海軍支援機動兵力優勢,封鎖東南沿海,隨時準備對東南的重鎮發動攻勢,這樣中國就根本沒有力量分兵向西南大後方增援,以抵抗日軍這樣深入的攻勢,而蔣介石的大西南抗日基地的戰略佈局,也就發揮不了作用。此時日軍再各以五個師團分兵兩路,一路沿平漢線南下,一路沿長江西進,會師武漢之後,再攻華南;日本的陸海軍再在華南沿岸以三個師團登陸夾擊,那麼中國很可能就會在盧溝橋事變之後的一到兩年之內戰敗投降。若是日本依照這個戰略的進行部署,日軍用在中國的陸軍部隊,最多隻要三十到三十五個師團,加上海空軍的支援投入,總數八十萬日軍,真的就有機會在兩年內滅亡中國。
但是日本從開始就一直低估中國的抵抗意志,多數的日本軍方人士都普遍的認為'6',日本只要動用區域性與有限武力的打擊,給中國幾次致命的打擊,中國就會屈膝投降,但是當中國總是敗而不降,反而不斷地凝聚再生戰力,迫使日本一再增兵,最後日本在華的總兵力,已經提高到百萬以上,仍然無法擊敗中國,這就是日本缺乏戰略遠見,與其歷史眼光錯誤的結果。
從各種作戰的形式條件而言,分析中日之戰,日本是應該贏卻沒有贏,中國是應該輸而沒有輸。原本日軍預期極高的華北之戰,由於華軍主力東調上海而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