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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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日本的華北駐屯軍更調動了飛機、重炮以及坦克等攻堅重兵支援。兩軍血戰八晝夜，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湯恩伯的部隊傷亡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但是仍然守住居庸關到八達嶺等地的戰略高地不退。

不過這時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卻順利突破了察哈爾的長城防線，攻佔了平綏鐵路的要站張家口等地，而威脅到湯恩伯部補給線的安全。蔣介石立刻電令在河北中部佈防的中央軍衛立煌部，設法繞道晉、察邊界，馳援湯恩伯部，但是援軍卻進展緩慢，無法如期趕到。在察哈爾與山西邊境，沿平綏鐵路佈防的傅作義與劉汝明部陣地防線，已經被關東軍的東條部所突破而崩潰，於是湯恩伯部在損失過重與避免被包圍的情況下，八月二十七日，才奉命從南口一帶的戰略要地撤退。這樣日本駐屯軍才打通了平綏鐵路，而與關東軍會師。日軍在消除平津的側翼威脅之後，立刻向河北中部，集結大軍，準備與中國進行決戰。

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所有地方勢力，包括廣西的李宗仁與白崇禧、廣東的餘漢謀、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湖南的何鍵、山西的閻錫山、西北軍的精神領袖馮玉祥、中共的朱德等，都一致支援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與行動。在八月七日蔣介石主持的最高國防會議中，透過了對日抗戰的最高決策。依照原先華北決戰的戰略設計，軍政部長何應欽正設法將中國的作戰部隊源源北調之時，原本已經緊張的上海局勢，突然在八月九日發生了虹橋機場之衝突事件，日本的海軍兵力，開始迅速在上海附近集結，並且對中國提出威脅，因此南京與上海頓時陷入了軍事衝突前的危機狀態。

21。3　蔣介石決定改變決戰地點

上海的軍事緊張關係，剛好刺激蔣介石對於準備在華北決戰的作戰計劃，開始產生了疑慮。而此時蔣介石受到中央軍年輕部屬陳誠、張治中等人建議的影響，即與其在華北與日軍決戰，不如將地點改在上海更有利。因此蔣介石決定進行戰略大轉向，華軍決定在上海開闢華東戰線，也就是由中國來主導戰略的決戰地點。

原本中日雙方都預期兩軍會在河北進行一場重要的會戰，但是在蔣介石的個人決心改變之下，戰略決戰的地點就由華北改為華東了。這個考量的主要優點是由中國方面來直接、主動控制戰場決戰地點，避免日軍由華北沿平漢線直撲武漢，而造成中國面臨西南與東南被截斷的戰略劣勢，一方面也是減少後勤支援線過長，以及地方部隊協調不易的困難。當然德國軍事顧問也認為，在長江三角洲與日軍進行決戰，華軍擁有水鄉澤國的防禦地利，中央更為容易就近統籌戰機，與靈活指揮作戰。

其實蔣介石決定在華東決戰的最大考慮，應該還是國際戰略的運用，因為上海是國際的大都會與金融中心，上海一旦開戰，必然直接影響到各國的利益，同時也能夠爭取到更多國際媒體的報道，中國越早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援，就能越早取得將戰爭國際化的制勝機會。當然一二八事變華軍在上海的表現，也讓蔣介石認為，在上海決戰對中國軍隊是比較有利的。

由於日本發現，蔣介石的德式裝備師，開始調往上海停戰區集結，部分的中央軍也開始由華北轉向華東運動，因此中國在華東的軍力增加到開始威協日本在上海的利益與安全了。這時候，日本海軍早已按捺不住動手的衝動，因為海軍認為，絕對不能讓日本陸軍主導所有的對華侵略成果，否則海軍將很難爭取到更多的資源，以發展可以與美國競爭的海上實力（美國國會剛在兩年前，透過十年的造艦計劃，以因應日本退出華盛頓會議所約定海軍軍力比例的挑戰）。

因此，當八月十二日午後，蔣介石的中央軍在上海集結的情報傳回東京之後，日本海軍異常的激動，迫使其政府在八月十二日夜間，召開四相（首相、外相、陸相、海相）特別協商會議，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強烈要求政府支援海軍有權保障日本在上海僑民的安全與利益，並且要求派遣陸軍到上海，以對中國的政治、金融與工業中心，給予致命的一擊。

事實上，當盧溝橋事變爆發的訊息傳出之時，正在臺灣海峽演習的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中將，就立刻回師上海，並且密電日本海軍部，要求增加在上海的陸戰隊兵力，準備護僑，同時進一步的建議，日本應該在上海與南京一帶，對中國戰略心臟進行攻擊，這樣可以同時破壞中國的工業、金融與政治中心，才能迅速迫使中國屈膝，而達成速戰速決最高戰略目標。

當時日本陸軍省估計，在長江三角洲最多隻要使用三個師團的兵力，就可以讓國民政府遭到慘敗。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