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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180兩、俸米90石，即便沒有因為籌措戰爭費用等原因而予以打折發放，再加上同樣標準的“恩俸”（恩俸加上原來的俸祿叫雙俸雙米），所得仍然是有限的。而支出，張之洞曾經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請加翰詹科道津貼片》）一天最少也得一兩銀子的用度，正式工資沒有多少人能達到這樣的最低標準。李慈銘的歷年花費，從記載來看，以本年最高，其他年份，直到三年之前，都沒有突破千兩銀子大關，而此後則都在千兩以上，但在1500兩以下。以此看來，正式薪俸無論如何都是不夠開支的。
京官靠工資生活肯定是不夠的，其他的收入又不穩定，這就使得時時有告窮之憂，京官哭窮也就成了一個突出的現象。從這個角度講，京官的窮是真的，他們確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哭窮。李慈銘在光緒十年主講北學海堂之前，每年都是入不敷出，靠典當和借錢過日子。北學海堂請他當主講並給予豐厚的報酬，有李鴻章特別安排的用意，給他年薪1200兩銀子，也是當時同類職務的最高紀錄。南京的鐘山書院，由曾國藩主持修定的章程規定，書院山長每年可得到的報酬，是800兩束脩，160兩伙食補貼，24兩節敬，共984兩。（《續纂江寧府志》卷五十七）書院山長相當於校長，主管全院事務，年薪也沒有超過千兩，天津書院給予李慈銘的應該說是特殊的禮遇了。
有人認為，李鴻章給予李慈銘這樣的待遇，是因為李慈銘的名氣和信口月旦人物的性格起了作用，李鴻章不想遭到像他這樣有影響力的清流人物的批評。李慈銘也的確沒有批評過李鴻章，即使後來身任御史，別人都對李鴻章提出激烈批評的時候他都一直三緘其口，時人都認為這不正常。所謂吃人的嘴短，書院的束脩解決了他的生活難題，他不能不記這個情。問題在於，即使這些束脩只是對他的學問和教學工作的合理報酬，那也只是像他這樣的著名學者才有的收入，其他官員既沒有他這樣的學問，也就不可能有這項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