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歷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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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意義，但過去17個月的經歷表明，我們對於全球化的觀念的確已經大大改觀，我們拋棄了那個過分樂觀與天真的全球化幻像。《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斯蒂芬·菲利浦在最近的文章中寫道，我們必須降低對於未來事態的樂觀期待值。整個20世紀90年代給予我們一種過分樂觀的信念，而現在我們必須正視一點：“我們的世界一直是不安全的。” 在破除了全球自由市場的幻像之後，格雷開始令人不安地致力於破除人們對於“普適價值觀”的信仰。在過去的200年中，從19世紀的歐洲到20世紀的亞洲、非洲、美洲，我們面臨了最重要的挑戰。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眼中，現代化儼然已成為另一種信仰。在2000年3月的一次講座中，約翰·格雷分析了我們對於現代化理解的三個主要誤解。首先，現代化並非只有一種形式或只在一種條件下發生。在20世紀，我們既看到了英美的現代化模式，也看到了蘇聯與中國同樣在追逐現代化，儘管它們的結果大相徑庭；其次，現代化並非意味著擁抱了啟蒙運動的思想，很多追求現代化的人們，並不接受啟蒙運動的人權、自由與個人主義的觀念；第三，現代化也並不意味著人的解放，它很可能與壓制並行不悖。一些地區的人們或許已擁有了很多現代化的技術裝置，但他們可能同時擁有著中世紀的思想（基地組織為格雷提供了明證）。約翰·格雷相信，英美的現代化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更沒有統一的現代化模式，現代化也不僅僅意味著好東西，它好壞攙雜。與全球化一樣，格雷確信“現代化絕非歷史的終結之處，它不過是歷史軌跡中另一段傳統與現代衝突糾纏的過程。”在面對我們時，他再一次強調：“實現全球文明，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目標。”而這種說法掩蓋了跨國組織作為推廣西方模式的工具的實質。 格雷的新階段 像每一位《經濟觀察報》“全球視角”的受訪者一樣，約翰·格雷試圖對中國發表看法。他相信，中國經驗的重要之處就在於，中國發生的變化也許是過去三四百年來世界上最具歷史意義的變革。它不僅僅是改變了中國，更是讓中國實現了工業化和市場化，使中國以世界強國的面貌出現。這也許是過去三四百年的世界史上單一變革中最大的一次。因為，中國經常拒絕或者忽視西方的建議。諷刺的是，透過堅持自己的目標，透過有選擇地從西方吸取經驗，中國現在因其創造出的可能性，反而得到了西方的極大尊重。 當我們在倫敦經濟學院交談時，窗外是嘈雜施工的聲音。此時的格雷正在進入他生命中的一個新階段，外界喜歡稱這位歐洲思想史教授正在成為一名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他在長髮青年時代拋棄了社會主義，因為它枯燥並缺乏生氣；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拋棄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因為它正演變成一種危險的意識形態；他在2001年9月24日宣佈“全球化已經終結”，因為普世文明是啟蒙運動遺產中的一個可笑的幻像；而今天，他準備拋棄更多，包括人類在過去300年中最堅定的信仰，即人的高貴性與特殊性。在《Straw　Dog》一書中，他開宗明義地寫道：“大多數人認為他們屬於一種特殊的生物種類，他們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但這是一種信念，而非科學。” 格雷說，我們其實一直都在自我欺騙。他甚至這樣類比了叔本華對於康德的嘲諷：在舞會上，康德一直著迷於一位帶著面具的女人，但最終卻發現，她不過是他的妻子。叔本華用此形容康德與基督教的關係，後者不過是一種欺騙。而今天這個帶著面具的女人則是人文主義—人類具有清醒的意識、選擇的能力、理性的判斷，人類可以保持不斷的進步……總之，格雷質疑了過去300年主宰我們思維的每一個重要基礎。一個典型的厭世者嗎？不。格雷會說：“我與叔本華不同，我熱愛我的生活。”格雷為自己辯解道，“我們需要人類本性中的一些悲劇傳統，它是人類發展的另一條線索，而這條線索在今天不斷被人們忽視。”但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約翰·格雷先生的新立場，都顯得悲觀得過了頭。但格雷先生也似乎給我們提供了某種解決之道，即人類從此放棄對於生活意義的追尋，因為其他動物似乎也從不思考為何要獲得不朽或是生命的意義。叔本華在150年前說，生命的真正意義在於即時即刻的享樂，因為昨日與未來都是不可把握的。150年後，約翰·格雷則回應道，遊戲本身就應該成為生命最重要的意義，戰爭也不過是人類遊戲的一種方式。&nbsp&nbsp&nbsp&nbsp

我們正在步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4）

這一系列轉變與質疑的旅程，或許也正是約翰·格雷所理解的知識分子的真正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