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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挑戰”也決不是一個短期的營銷策略，而是長期的戰略目標，也決不會因一時的挫折和失敗，改變自己的人生目標！
人類已經進入了資訊時代，這是全新的世紀。人類的飲食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將要發生一場深刻的革命，而這場革命對麥當勞的工業理念，產品結構，生產方式等是一種挑戰和否定！人類將進入用滑鼠吃飯的“數字餐飲” 新時代。這是吃出健康的時代，這是個性化的時代。我堅信中國餐飲文化走向全球化的時代即將到來！
馮小剛說，紅高粱這個名字不錯
1988年，我在解放軍資訊工程學院當老師的時候，為了使課堂豐富一些，生動一點，我給同學們講了麥當勞的案例，突然一個女同學問我，中國為什麼沒有像麥當勞這樣的快餐？
是呀！中國為什麼沒有麥當勞？中國為什麼沒有全球連鎖性的名牌快餐？
我們的現代工業、汽車業、IT業等都落後於西方了，這是有理由可說的。但我國是世界美食大國，餐飲文明5000年，餐飲業非常發達，可為什麼也落後了呢？
那時，這個問題就像“司芬克斯之謎”一樣，在我的理性世界裡，深深地吸引著我、折磨著我……
為了探索這個“司芬克斯之謎”，我踏上了一條“不歸路”——走向了中式快餐！
我堅信，自90年代開始，中國將逐步進入快餐消費時代，95年將是“分水嶺”，中國將出現“中式快餐熱”。
為了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我決定離開軍隊，離開大學，離開我喜愛的講臺，自己創業，從事中式快餐。
90年我轉業了，在鄭州杜康大酒店做了一年副總經理，後來又擔任了亞細亞大酒店總經理。無疑，這為我後來開創紅高粱快餐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92年底，我的快餐計劃基本完成。但是，還沒有一個好名字。一般來講，起一個好名字，幾乎標誌著事業成功了一半。為了這個名字，折騰的我整天不得安生，吃不好，睡不著。
一天晚上，我邀請了十幾位文化界和藝術界的名流聚集在我管理的亞細亞大酒店，我把從事中式快餐的夢想告訴了大家，請他們對這個專案提提建議，希望幫我起個好名字。那天晚上大家討論的非常熱烈，你一言、我一語，大家一致認為這是個非常好的專案。
到了深夜2點左右，大家還意猶未盡。這時，年輕的雕塑家李小明突然問我：“喬總，你是真想搞中式快餐，還是說說而已？”
“當然是真想搞了！”我肯定地回答。
“你要真搞，我給你起個名字，就叫紅高粱！”
大家一聽“紅高粱”，一下子全都興奮起來了！之後，掌聲透過！
此時此刻我已經熱血沸騰了。幾年來的苦思冥想，不就是在等著“她”嗎！
“紅高粱”——長在貧瘠的土地上，索取少，奉獻大，生命力極強……
1994年的一天，我聽說著名導演馮小剛來鄭州了，我決定聽聽他對這個專案的看法（我們是在1992年相識的）。當時，我準備把重心放到北京，也想在進京前先做點“拉大旗，做虎皮”的事情。我在電話裡說：“小剛，我是喬贏，今晚請你吃飯，順便有個專案想聽聽你的意見。”他欣然接受了。
晚上吃飯時，我把紅高粱快餐的進京計劃告訴他，他說：“喬總，我不懂快餐，但是，我覺得紅高粱名字不錯，在北京應該能打響……”
二七廣場，這裡做“紅高粱”最合適
1994年年初，為了我夢寐以求的“紅高粱”，我辭去了亞細亞大酒店總經理職務，真正開始了自己的創業生涯。
辭職後我就到了北京，一是為進一步研究麥當勞；二是為尋找更多的機會，開個紅高粱快餐店。
在我心裡，整個94年，只要能選個好位置，開個紅高粱快餐店就算過得很充實。
我幾乎考察了北京所有的麥當勞，特別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麥當勞，人潮湧動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那裡，我一呆就是一整天。我觀察他們的服務方式、出品速度和營運管理，觀察我所能看到的每一個環節——即使到了打烊的時候，我也故意不走，看他們夜班的清潔程式。我常常為麥當勞的精細管理而感動。另外，我還按進店人數和人均消費額估測麥當勞的日營業額——天哪，差不多都在20萬元左右！
這哪裡是快餐店，這簡直就是一臺印鈔機！
我還考察了亞運村、東單、西單、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