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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愛倫是公開的伯格曼的頭號粉絲，在7月30日伯格曼去世那天，報紙上甚至出現了“伍迪？愛倫最愛的導演死了”這樣的字樣。
“伯格曼改變了電影是個體力活和技術工種的傳統，他發展了探索人物內心的電影風格，他的影片永遠搭建一個靈魂廝殺的戰場。” 伍迪？愛倫這樣解釋推崇伯格曼的原因。夢想與現實，肉體與宗教，孤獨與慾望，背叛與救贖，生與死……正是這種宏大、艱澀的主題使伯格曼的電影讓人既敬畏又著迷。可能是神化了的“嚴肅的瑞典人”的特點，《大英百科全書》這麼記錄這個民族：“那些靈魂總是在傾聽，一直被來自別出的一種無法抗拒的召喚所吸引，那個‘別處’是隨便哪裡，既是肉體上的，也是精神和宗教上的。”而他最高產的時候（1955…1980），又逢瑞典的社會民主黨統治的穩定時期，人們生活舒適，道德自由化卻生出了對生命意義的質疑，自殺率特別高。伯格曼“在孤獨和團結中感受著寧靜和責任，又有不適和悔恨”。伯格曼像個解剖自己的外科醫生，直面恐懼，剖析人性，也許，還打算尋找寬恕。那時候真是藝術電影的時代，歐洲電影或者瑞典電影的天下。1972年，有一影評人對伯格曼說：“我想，你身上肩負著責任，因為電影是當今最偉大的藝術，你又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導演，作為最重要藝術形式中最重要的人，你的責任得多麼重大！”現在誰還好意思說這樣的話？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他們為什麼喜歡伯格曼（2）
1966年伯格曼搬到了費羅島上居住，那是個陰冷、潮溼的地方，夏天短，春天來得也晚，每天早晨，海風吹著水氣給島掛起了一層灰色。1983年電影導演正式隱退，他在島上半隱居起來，真正開始了活在過去。伯格曼好象一直很善於遠離一些事情來保持莊重，好萊塢是一個，雖然他拿過三次奧斯卡，但從沒進入過好萊塢，只拍過一部英語片（《接觸》）；隱離“現代”是又一個。電影不再是最偉大的藝術，好萊鎢打敗了歐洲電影，技術純熟的商業片淹沒了藝術電影，他們輕易就能造一座凱旋門或金字塔，忘記了造出它們來不是為了靜立在那裡，而是為了動起來，咄咄逼人去。人們也撤回敏銳的目光，不再細緻地斟酌和讚賞，一切只為娛樂，是啊，人要解放自己，何必非得去想像一些偉大而神秘的物件呢。隱退後伯格曼還參與了許多部電視電影的製作，他的作品依然被當成藝術，卻是被供奉而不是被凝視的藝術。伯格曼好象並不樂得被忘記，2005年還為自己的電影改編舞臺劇《折磨》配音，可他被技術製造的不動感情的文化，真人秀引發的後現代傳媒，網路帶來的過分容易的論說評判給淹沒了，沒人聽到他的聲音。面對浮躁的現代，或許他也要生出這樣的感慨：咱們是老派的人，咱們的信仰是舊式的信仰，咱們奉的是過去的小神靈，說陳腐格言，渺小，黑暗，有點力量的神靈。
按現在的做法，一個名人死了，悼念是最好的使其再鮮活一把的機會，伯格曼也被拉進這個圈套。網上現在流傳一個“伯格曼肥皂廣告”影片，那是他在1951年瑞典電影業大罷工時拍來餬口的，為了宣傳“微風”牌除臭香皂能讓汗不臭，設定了劇情，由真人出演細菌，典型的特寫鏡頭搖動切換，拍了9部在電影院播放的廣告片。這個影片在每個地方點選率都高得嚇人，好象電腦螢幕後面有一大堆志得意滿的臉，彷彿參與完成了對大師的悼念。“伯格曼肥皂廣告”被時下最流行的方式傳播，卻顯得更加過時和遙遠。也有無人喝彩的文藝青年的集體回憶，那是些與藝術電影的私人約會：有人看了《費羅1979》決定去看從沒看過的書，面對從不瞭解的靈魂；有人在兩星期內看了《假面》8次，企圖辨別電影開頭結尾的那個小男孩的臉；有人被《野草莓》棺材中屍體的臉給嚇著了卻從此愛上電影；有人看著伯格曼寫出了小說《阿姆斯特丹》……80年代末期伯格曼在中國尚有餘韻，他的名字成了光陰老了，記憶卻猶新的記號，生命、青春、信仰、死亡……這些永遠也想不明白的問題，共同填滿了化學的發瘋形式的時光。他們共同懷念的不是伯格曼，而是與他有關的那個過去，那時候有這麼一個靜謐的地方，置身其間，可以緘默，可以瞭解一些事情，與喋喋不休又矯揉造作的當下無關，與亢奮的輕率油滑無關，與資訊飢渴和焦慮無關。範？海倫樂隊曾經寫過首歌向伯格曼致敬，那就是一曲時代錯亂的吟唱：“現在我禁不住悲哀，第七封印已被毀壞；再也沒有聖潔，也沒有無暇；沒有純真，感知也不再。所以帶我去那處女泉，洗去我所有的哀感。”只是那個像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