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色見證:我的父親沙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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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昆序

沙飛的名字我知道的並不早，現在想起來應該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那時的沙飛，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個名字。

經過了80年代初期的藝術迷狂階段，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攝影青年很快就陷入困惑。對攝影的本體認識不斷地引起我們懷疑當時關於攝影的社會功能的理解。許多人意識到如果只把攝影框定在藝術範疇，並拼命將其附會於繪畫影象學闡釋的話，攝影似乎真是一門提不起來的偽藝術了。從有限的渠道看到的西方攝影，反而都是強調瞬間感的以人文態度為主要訴求的，現在稱為紀實攝影而當時稱為“新聞攝影”的照片。於是，我們慢慢知道卡蒂埃？佈列松、羅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多蘿西婭？蘭芝等等名字。不過這些洋名字生僻難記，所以張冠李戴難免發生。我有一段時間就總是將卡帕《西班牙共和軍士兵之死》的照片安在佈列松頭上。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張被子彈擊中計程車兵動作照片開始深深地影響我的攝影觀念。每次看它時都彷佛被子彈擊中。這才是攝影！大約在此時，蔣齊生老先生為新聞攝影的真實性大聲吶喊。蔣老先生的理論缺少相關的社會學、傳播學和藝術哲學的基礎性支援，因而顯得蒼白，但他強調攝影的瞬間性、紀實性和社會歷史性，在當時攝影界集體性地追求泛藝術化的氛圍中，還真是卓爾不群和振聾發聵的。也就是在他不厭其煩地的呼喊中，沙飛的名字漸漸被我們年輕一代的攝影人知曉。與沙飛一起漸漸凸顯的名字還有石少華、羅光達、孟昭瑞、雷燁、徐肖冰等一大批拍攝民族革命鬥爭的攝影家。在這一群名字中，沙飛和石少華最具光彩。

沙飛早在1936年就明確指出，“攝影是造型藝術的一部門。然而多數人還把它作為一種紀念、娛樂、消閒的玩意兒，這根本忽略了藝術的意義，而使攝影陷入無聊幫閒的唯美主義的深淵裡，墮落到逃避現實，醉生夢死的大海中。”　現實世界中，多數人正在給瘋狂的侵略主義者所屠殺、踐踏、奴役！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是人類最大的恥辱。“而藝術的任務，就是要幫助人類去理解自己，改造社會、恢復自由。因此，從事藝術的工作者，尤其是攝影的人，就不應該再自囚於玻璃棚裡，自我陶醉，而必須深入社會各階層，各個角落，去尋找現實的材料。”沙飛70年前的這些話語，如果放在他所處時代的語境中去考察的話，實在是了不得的真知灼見。

沙飛不但有先進的思想，還有卓絕的實踐。從1937年的太行山投筆從戎，到1950年被不公正的槍決，他一直是一個胸挎照相機的戰士，投身在我們民族的解放戰爭中。沙飛的戰爭不是射擊和肉搏，而是用照相機和膠捲製造的影像來鼓舞射擊和肉搏的戰士更勇敢地投入戰爭。沙飛的照片往往比一粒子彈和一把大刀更有威力，因為他的照片指引的是成連營、成旅團計程車兵。這些士兵戰士是呼嘯推進的不可阻擋的洪流。他們排山倒海般地壓向敵人，將前面的碉堡、坦克和一切阻礙歷史前進的戰爭機器壓成齏粉。沙飛是這場民族現代史詩的吟唱者和見證人。他的照片，既發揮了戰爭路標的作用，又成了這一史詩完成樂章中的重要的部分。

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中，有無數光彩照人的人物，以鮮明的個性、傳奇般的經歷與火炬般的思想，照亮了中華民族的現代程序。沙飛，一個以攝影為武器的戰士，無疑是我們民族現代史詩中的英雄。

2005年4月25日

鮑昆

父親對我是永恆的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親沙飛在石家莊被處以極刑時，他未滿38週歲。那年，母親38歲，我們五個孩子，大哥17歲，大姐15歲，我4歲，弟弟3歲，小妹1歲。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分離了8年的父母親在河北阜平坊裡村團圓了。1946年5月我出生在河北張家口，我是他們破鏡重圓後的第一個孩子，父親親自給我起名為王小輝，以表示對改名為王輝的妻子的愛，父親當時還說，將來全國和平了，幾個孩子還是要改回他的姓——司徒。上大學時我自作主張，改為現在的名。生不逢時的我面臨著內戰即將爆發，我只當了父母親幾天的掌上明珠，還未滿月就被送到懷安縣柴溝堡一個老鄉家。9月父母撤離張垣時把我留下。

1950年春天孟昭瑞奉石少華之命將我接到北京、送進華北軍區八一學校幼兒園時，父親已去世一個月了。我的記憶從那時開始，校長老師及小朋友的父母幾乎都知道關於父親的事，他們經常愛憐地撫摸著我的臉說，你爸爸太可惜了……因此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