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那些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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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內，鄭板橋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藝術相對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紀中後期的揚州頗似一個瀕臨落幕的傾圮舞臺。當時李方膺、高鳳翰、李復堂、金農等已先後謝世。汪士慎年輕時瞎了一隻眼睛、現在連另一隻也瞎了，和他的小腳老婆在天寧寺的出租房裡朝不保夕。羅兩峰去北京開畫展，趁熱打鐵在那裡暫時呆了下來。黃慎回老家福建住了一陣，終因在大城市裡熱鬧慣了，呆不住，乾脆把老婆孩子也接了過來，不再像以前這樣自由自在。這使鄭有相當時間將精力集中於他的繪事。除了偶爾還去小玲瓏山館、竹西亭喝喝茶，或應邀去盧矮子的衙門裡飲酒鬥詩什麼的，他一生最後幾年的光陰全部消磨在紙墨筆硯之間。推動他藝術的主要力量是孤寂與滄桑，以及對人生虛無的認識。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紙窗蕭疏、梅花淒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當他於墨凍手倦之餘稍事休息，凝視鏡子裡的白髮蒼顏，對自己頗具幾分傳奇色彩的一生驀然回首，這一瞬間他將看到什麼？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兩個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親切，道德和世俗，真實與虛無，它們開始漸漸重疊在一起，時而又迅速分離。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對如此殘酷的景象，他甚至無法確定它們中的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當他絕望地將手伸向冰冷的鏡面，一滴淚水從乾瘦的蒼老的眼角滲出，他沒有立刻擦去是因為內心希望它們能夠痛快地流下來。他迷惘了嗎？是的，他迷惘了，他像打滿補丁的風帆渴求找到寧靜的港口；他疲倦了嗎？是的，他疲倦了，他像卸妝的演員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鄭板橋在世的最後一個年頭，除了依舊全神貫注地在紙上潑墨，盡情宣洩內心的憂懣與孤獨，向鏡子中的那個真實的自己努力靠攏，沒有其他任何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他當時的生活情景。但根據年初杭州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及盧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發入獄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不難想象他內心所遭受到的震驚與打擊。他去信興化家中確認堂弟鄭墨之子為自己的繼子兼遺產受贈人，可以看作是開始打算為自己的世俗人生預先安排後事了。而作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於當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別具寓意的墨竹，這也是他一生創作所留下的臨終絕筆，在上面，他認認真真題了一首詩：“兩枝修竹出重霄，幾葉新篁倒掛梢。本是同根復同氣，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鄭終於敢於正視自己面目複雜、曖昧的一生並有所憾疚，但畢竟已有些為時過晚，因為他的肉體即將如同他筆下的那些怪異線條被凝固在歷史的這張大紙上。說得形象一點，像用生命完成的並不完美的畫作。所以當他懺悔的聲音從兩百三十年前的揚州傳來，我們聽到的彷彿是一個嚴重的支氣管炎患者臨出院前發出的一聲輕輕的咳嗽。

柳亞子的牢騷（1）

十七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圍坐在一座破敗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縱談，意氣風發，四周點綴著詩稿、畫卷、酒器、煙具，以及伶人伎樂、鶯鶯燕燕，這是公元一九○九年秋天蘇州文化的一個精彩片斷。地點是在虎丘山塘右側以義烈著稱的張公祠內。比起兩百五十六年前吳中著名知識分子團體復社在這裡召開第二屆代表大會時的招搖，這次無論規模與影響顯然都要遜色得多。如果不是與會者中一個名叫柳安如的吳江人後來與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一番私人交往，幾乎沒有人會相信一一包括歷史學家與政治史研究者一一這次聚會所偶然推出的一個冠名南社的純粹文學組織，會在本世紀的歷史上產生如此大的聲望與影響。說起來還真讓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當天早晨一干人興沖沖訂僱畫舫前往虎丘開會以前，作為他們領袖人物的柳安如一一或者叫柳慰高，後改名柳亞子—一尚一連四天泡在所下榻的惠中旅館對面的戲院裡*自許，力捧一個名叫馮春航的當紅男旦，於銀箏鳳管、彩幕紅氍間儼然新一代的顧曲周郎。當然，這一切也許並不影響在後來的*和各種傳記裡，其臉部濃重的傳統文人脂粉逐漸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塗抹。在文學理想與政治抱負之間上下求索、始終無法辨識自己的真實面目，這大約是柳亞子一生壯懷激烈而又牢騷滿腹最致命的根源。

“柳先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後從未擔任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黨政機關職務，未做任何工作，採取了消極抵制的作法，但支援我們黨的各種抗日主張，是我們黨的一位好朋友。”（鄧穎超《緬懷柳亞子先生》）“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毛澤東《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致柳亞子信》）而一貫以激情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