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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會被看不見的敵人所偷聽，於是想了好幾種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訴總統秘書發生了什麼。因此，當庫裡拿起聽筒，莫妮卡只是說了一聲“胡佛”就結束通話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開始擔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個電話後，她開始害怕使用電話，於是寫了一張條，在裡面感謝庫裡“讓她的女兒凱伊（她們的秘密代號）參觀白宮和FBI大樓”。這張紙條從未被寄出去，也沒有解決她痛苦的兩難境地。她的思緒一再變化：拿到豁免權就要背叛總統；反之，她相信就要看著母親被起訴。“我母親、父親和所有總統這邊的人，不斷透過我的腦海。”她說：“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牽連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鬥的時候，金斯堡和他找來的華盛頓刑事犯罪律師納瑟尼爾·斯派茲，正同斯塔爾的調查官們較量著。她幾個小時裡一直等在OIC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被不同的調查官“照看”著。同時，她的兩個律師——曾經向她強調他們只想保證她沒事，不管其他人會有什麼麻煩。——正努力達成一個協議。前景看來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處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麥克道加爾，她或許會因為藐視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監獄。即使審訊時，勝訴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衝出軌道。華盛頓到處都是總統緋聞的流言蜚語，“苦工報告”在1月19日這天點了莫妮卡的名字，幫謠言火上加油了。她現在可是“放射性物質”，斯塔爾的手下說，他
們不知道還能否拿到保證證人不會因為證詞內容而被起訴的罪行豁免權，因為白宮現在肯定也注意到她捲入了這起案子。
在幾小時徒勞無功的談判後，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團穿過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邊希望斯塔爾會提出肯定的報價，用豁免權交換莫妮卡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們之前要求的帶竊聽器和錄電話內容。
10點30，他們回到OIC，莫妮卡在辦公室裡焦急等待著，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聲嚇了一跳：“你這個混賬！你還想傳訴她父親？”然後，他開門，抓起莫妮卡就說：“走，我們離開這裡。”他們走下走廊的時候，他告訴她，他們打算把一張給萊溫斯基醫生的傳票交給他。這時，莫妮卡說：“我輸了，因為絕望、精神混亂而摔倒在地上，感覺到無盡的折磨。他們到底想對我的家庭幹什麼？我無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強硬地告訴她，站起來，冷靜下來：“你不能讓他們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離開了OIC大樓，斯派茲則留下來，最終成功地說服他們放棄了傳召伯尼的念頭。
同時，瑪西婭也剛聘用了一個律師，比利·馬丁。當她拿到傳票後，兩人在1月18日初次見面，那時他非常不安。作為一個有著15年從業經驗、處理過自殺到強姦各種案件的律師，他看出，種種跡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這個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犧牲品。“她非常非常擔心害怕。”他說：“我的第一反應是她在誇張表演，沒多久就發現，她有這樣的反應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瑪西婭出庭作證反對自己的女兒，這個決定背後隱藏著的險惡用心讓許多資深律師對這個案子望而卻步。正如馬丁所說：“OIC內部好像有一個決定，就是抱著起訴總統的目標去調查這起案子，這個決定也從未改變過。無論遇到多大困難，他們都要起訴克林頓。”
其實，他們迫使瑪西婭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為了脅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為很明顯，所有出庭作證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瑪西婭現在確信，電話被錄音了，公寓裡有竊聽器，決定收拾東西搬到瑪西婭的母親在6樓擁有的一套公寓裡。因為她們都收到了傳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間也不許談論案情，所以他們就在深夜走進浴室，開啟水龍頭，彼此低語。莫妮卡回憶著她們如何每晚難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幾個小時就會在突發的精神緊張中醒來，說：“這讓我想起了《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我們哪像是呆在本世紀的美國啊，而是生活在不斷的恐懼之中。”
1月21日，故事終於發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後，大眾傳媒還從未陷入如此不斷增強的集體狂歡。談論教皇對古巴歷史性訪問的高階電視新聞播音員讓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錄音帶裡的細節，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總統在莫妮卡電話答錄機裡的聲音，她到白宮的秘密行動，還有所有關於兩人關係的陰險傳聞、猜測和發明創造。具有諷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