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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很少吃東西，嘴巴因為太乾幾乎說不了話，更別說咀嚼食物了。她們時刻覺得要麼炎熱如火，要麼寒冷如冰，好像身體已經停止工作了。兩人都是嚴重的受驚過度，身體不停地顫抖。瑪西婭說：“如果是我一個人，肯定會覺得自己要死了，不過兩個人都有相同症狀，我意識到這是受驚過度的結果。”她們是如此膽戰心驚，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擔心那些她們懷疑在監視她們的人以後會指控她們毀滅重要證據。每天，瑪西婭都把東西堆起來，裝在包裹裡，整齊地放在廚房間，這樣FBI的人進來帶走她們的時候，她們就能顯示自己幹得多麼正確了。
瑪西婭說：“因為太過害怕，你就會去做一些瘋狂的事情。我們體會到恐怖的字面意義了，那段呆在那裡的日子，害怕、孤獨、不敢說話，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兩人都進了監獄，那麼誰去看莫妮卡呢？另一個想的就是兒子邁克爾，他結婚生子的時候怎麼辦？我可受不了讓孫子到監獄來看我。”
自然，瑪西婭的第一反應還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讓莫妮卡離開她的視線，怕她自殘。日子一天天過去，她們開始意識到醜聞就要公開，她也越來越擔心女兒的安全。在保護莫妮卡的同時，她也希望她愛的其他人也能遠離這些“醜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週三，醜聞爆發前不久，她催促還臨時住在水門公寓的黛布拉收拾東西離開華盛頓，由於擔心FBI會監視火車站和飛機場，她要她開車離開，越遠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亞的家裡收拾點東西，帶著兒子驅車8小時，趕到麻省的波士頓。她回憶說。“我太害怕了，感覺自己像一個呆在祖國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醜聞公開前不久，瑪西婭短暫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勞斯打了個電話，後者正在準備眼睛手術，等著她馬上趕回紐約呢。瑪西婭告訴他莫妮卡出了點事，因此她必須要在華盛頓呆上一段時間，陪陪她。她回憶說：“我感覺糟糕透頂，因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這事，那時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認識或喜歡的人見面。聽上去很戲劇化，不過事情就是這麼黑暗，猶如一場噩夢。現在一切正常，說說很容易：‘為什麼我不做這個，不做那個？’對於一個從未和犯罪打過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爾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幾天後她又打電話給彼得了解他的情況，解釋說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說。如果他知道醜聞後，決定以後不再和她說話，她完全理解。彼得回憶說：“她是想保護我，我從來沒有、沒有被捲入這事。”
對瑪西婭來說，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於，要對自己的兒子邁克爾說謊。那時，邁克爾在匹茲堡入讀卡耐基·梅隆大學，也是在醜聞公開前，他打電話來，說網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傳聞，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那時還幻想事情不會公開的瑪西婭告訴他，謠言都是假的。瑪西婭說，“我心情很差，因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說那些不是真事的話，不過一個母親只是想不讓孩子受傷。”醜聞曝光後，她發現自己根本沒法在電話裡向他解釋清楚，只能透過家庭律師比爾·金斯堡轉告邁克爾。
（2）
對瑪西婭來說，和她女兒的感受一樣，“有一種能摧毀人的恐懼，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紐約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鮮空氣，再也不能見我的兒子了。我以為我們要去監獄，完蛋了。”
一件能證明她們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當她們一起看電視的時候，瑪西婭第一次知道關於那件沾染著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關於那件傳說中的衣服的故事，（奇。書。網…整。理。提。供）她問女兒：“衣服現在在哪裡？”莫妮卡回答說：“媽媽，現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東西一起，放在我紐約的公寓裡。”
回頭再看，瑪西婭、莫妮卡或其他能進她紐約公寓的人沒有簡單地將那衣服拿掉或毀掉了事，似乎很荒謬。理由很簡單：那時，兩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門，甚至不敢打電話，擔心她們會被FBI的人監視或跟蹤。她們確信自己隨時可能會被逮捕。她們早已為恐懼所麻痺，聽任最有力的犯罪證據留在衣櫥裡，等待自己的歷史命運。
就像瑪西婭有力的宣言那樣：“莫妮卡有沒有把衣服交給母親藏起來？沒有。她母親有沒有偷走衣服，然後藏起來？沒有。她母親是否知道那該死的衣服放在哪裡？那要等到她在電視裡看到關於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們才感覺恐怖。自從捲入此案後，就算像金斯堡這樣有經驗的律師也萬分驚訝地發現FBI派人跟蹤他，訂了6張從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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