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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江姚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當時，確證北京動向異常，除了繆文金的電話之外，還有兩個電話。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來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調入公安部，準備安排他當公安部副部長。祝家耀在電話中說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門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三句話清楚表明，北京發生了〃右派政變〃！
緊接著，文化部劉慶棠來電話：〃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病了。〃劉慶棠所說的〃我們文化部幾個人〃，無非是指于會泳、錢浩亮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動自由。
這三個電話，最終證實了北京發生了〃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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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上海瘋狂之夜
由於已經確證北京的〃右派政變〃，在上海康平路舉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會便變成了一次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
後來，朱永嘉是這麼描述的：
當時我跳出來說：我們得準備鬥，搞成〃巴黎公社〃，維持幾天是可以的，我們可以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或者先發一點語錄，和赫魯曉夫怎樣上臺的材料。王秀珍在會上說：民兵已經動員了，先動員二千五百人，三萬一千人待命，要發槍發子彈，連夜搞巡邏，還說輿論工作叫我去準備。徐景賢和馮國柱、張敬標商量後，宣佈幾項決定：一，現在開始作武裝暴亂的準備；二，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與馮國柱去民兵指揮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園；三，部隊方面要做一點工作；四，張敬標仍留在辦公室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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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節：末日的瘋狂（23）
散會以後，我立即到文匯報、介（解）放日報、廣播電臺分別打招呼，告訴他們，〃四人幫〃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決定，不發中央的訊息，只發自己上海的訊息，行嗎？並要他們在少數骨幹中個別打招呼，他們都同意了。回寫作組也作了佈置，要王知常準備語錄和赫魯曉夫如何上臺的材料，至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還沒有來得及討論。（注：王張江姚專案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1980年12月13日上午，徐景賢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王洪文、張春橋時所作證人證言中說：
在策劃會議上面，我們具體地討論了設立指揮點的問題……我們就決定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一號指揮點由我帶領負責抓總和準備輿論，最後行動的命令由我這裡釋出，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
我們在策劃會議上確定了指揮點以及分工以後，我就當場執筆開列了一份進入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名單。一號指揮點名單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等人；二號指揮點的人員名單有：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柱，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我在會上當場宣讀了這份名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這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360頁。）
這時，法庭投影和宣讀了這個手令。原文是：
〃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三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臺、報社的保衛。〃
宣讀後，審判員王戰平問徐景賢：〃這是你寫的吧？〃
徐景賢答：〃是我親筆寫的。〃
審判員王戰平說：〃好，你說。〃
徐景賢：〃寫好以後，在分手以前，我把這個手令當面交給了王秀珍……〃
接著法庭又投影和宣讀了徐景賢寫的第二個手令。內容是：〃電臺由李仁齋同志告電臺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指揮。〃
宣讀後，審判員王戰平問：〃是你寫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