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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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大批女性確實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這些政治導向的女同性戀者選擇將自己的生命、愛和精力交付給另一個女人，而不浪費時間經營同男人的關係。認為異性戀女性是與敵共眠。（Watkins；　111）從女同性戀中的三種成分可以看出，性傾向的差異是自然的、文化的，有時又是政治的。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認為，只有同男性分開，女性才能真正獲得自由。她們強調分享與支援，強調性生活的和諧，反對就業歧視，爭取保險、住房和財產權利，她們認為同性戀伴侶應當獲得與異性戀配偶同等的權利，並積極爭取這種權利。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所關注的爭論焦點包括： 性活動：是任何形式都可以還是應當反對性活動中的權力關係，如虐戀關係。 傾向的選擇：是天生的還是選擇的，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是否一定要先做一個女同性戀者。 恐懼症：許多女同性戀被診斷為“內化她們的同性戀恐懼症”，把社會歧視說成心理疾病。 結婚與否：異性戀佔有性、愛、婚姻、家庭之權利，女同性戀應當爭取同性婚姻。 雙體制還是單體制：異性戀與男權制是一個體制的兩面，還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兩種制度。 女同性戀母親：撫養孩子的家庭環境缺乏刻板的性別示範問題。 女同性戀的不可見性：無論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還是在同性戀世界中，女同性戀都面臨邊緣化的問題。 女同性戀被視為女性男性化：異性戀的男女兩分思維以及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兩分思維總要將女同性戀關係中的角色比附於異性戀關係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不能夠接受性別模糊或混淆的狀態。因此，女同性戀往往被視為女性的男性化，而不被當作正常女性看待。 1988年，美國透過了新的地方政府法案，其中第28條款竟然還有這樣的規定：禁止“提倡同性戀和假家庭關係”，禁止“在學校接受同性戀的教育”。（Charles；　186）這是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證明同性戀權利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世紀90年代，酷兒理論橫空出世，它是一種全新的性話語。而酷兒政治可被追溯到60年代和70年代。酷兒不是一種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種身份批判的過程。在酷兒理論中，身份形成和身份政治是中心論題。酷兒一詞被用來指稱這樣幾種人：第一，同性戀；第二，對某人有感情；第三，拒絕接受傳統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分類的人，挑戰的慾望超越了異性戀規則。 女同性戀研究擺脫了男同性戀研究，在近年來發展為酷兒研究和女性主義的研究。酷兒的視線一反70年代和80年代求人接納的正面描述同性戀的姿態，故意去探索變態，觀照性慾的“下腹部”，探察同性戀關係中的暴力、嫉妒、不平等關係、佔有與背叛。在90年代做一個酷兒，就是對你自己的性和你的政治保持熱情，而採取一種“現身”的策略或生活方式，對主流的趣味和敏感採取不屑一顧的不讓步的態度，將快樂視為真正自我的一種表達。（Robinson；　et　al。；　60…61）&nbsp&nbsp&nbsp&nbsp

九、女同性戀女性主義（2）

對於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批評是：它只適用於女同性戀者，不適用於其他人群，因為女同性戀者認為異性戀比男權對她們有更大的壓迫，因此許多女同性戀者更傾向於選擇酷兒理論而不是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的影響與侷限性在於：這個90年代興起的新理論的主要口號是：“一切堅實的東西都消融在空氣中。”（Dunphy；　29）所謂堅實的東西包括男性和女性，同性戀和異性戀，以及一切可以說得出來的分類。這些分類和身份的消融固然給人們帶來極大的解放感，但是也使一切現實鬥爭的可能性化為烏有。作為具有戰鬥性的女性主義，這不能不成為一個問題。&nbsp&nbsp&nbsp&nbsp

十、其他女性主義流派

1、權力女性主義 權力女性主義從20世紀90年代興起，其代表人物沃爾夫（Naomi　Wolf）認為，女性主義犯了一個錯誤，即強調女性是受害者、受壓迫者。權力女性主義告訴女性：女性不是受害者，除非她們選擇去當受害者。女性對於現狀應當負起個人責任，包括進入傳統屬於男性的領域。她們應當自我賦權，使自己在社會上、職業上、政治上與男人平等，鼓勵女性使用男性的工具——金錢、選票和政治批判，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權力女性主義反對反強Jian遊行，認為這種遊行是自毀自貶，她們把此類遊行示威稱為“哀鳴”。她們認為，參加反強Jian遊行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把自己擺在了弱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