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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領教了老祖宗神農氏嘗百草實際是給中國人帶了一個壞頭，老鄉除了大口大口啃白麵饃之外，不進其他油鹽。結果，饃啃光以後，就三年災荒了。數千年來，中國人侷限於從植物中吸取營養，這對於改善人口素質，提高健康水平，決不是件好事情。
唐朝的胃口（2）
因為，一個面有菜色的民族，想不當“東亞病夫”也難。
所以，我很看重蘇軾文字中那盆蒸得爛熟、令人食慾大開的同州羊羔，這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至少表明在大唐盛世，一直延至五代、北宋，生活在黃河流域的漢民族，受到西域文明的薰染，飲食習慣上的逐步胡化，是不爭的事實。國人的消化系統裡，肉食漸漸成為很主要的成分，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國歷史上得以輝煌的物質基礎。
一個人，活得好不好，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活得好不好，胃口，是很關鍵的問題。
同州，即今之陝西大荔，由於南瀕洛水，西臨黃河，是個糧谷豐饒、水肥草美的農業縣份。那裡出產的胡羊，肉質細嫩，味美可口，乃泡饃的首選羊肉，至今有名。但在東坡文中，最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不是羊肉的質地問題，而是他所說的做法和吃法，雖只不過是一道菜，但卻有改變中國的重要意義。
在地球上，凡食肉類動物，都兇猛，凡食草類動物，都溫馴。唐代同胞可能從不斷侵擾中原的胡人身上得到教訓，人強欺侮人，人弱受欺侮。因此，神農氏的草食主義，在唐代，逐漸失去市場。同州，距離西域甚遠，吃羊羔，絕對皈依西域正宗。
這盆蒸得爛熟的羊羔，更接近美國人的感恩節或聖誕節的火雞，而與祭孔時全豬、全羊、全牛毫無共同之處。第一，在做法上“灌以杏酪”，絕非中國人的傳統；第二，在吃法上“食之以匕不以箸”，也是對嘗百草的神農精神，予以革命和否定。
“食之以匕不以箸”，看似小事一樁，但對唐人來講，這個突破，意義重大。
世界上從來沒有恆定不變的東西，民族特性也非鐵板一塊，飲食習慣並不是永遠不可改變的，所以，對付這隻羊羔，除了一把鋒利的刀，一副堅固的牙，一個強壯的胃，還需要那種絕非漢人所有，而是胡人天生的飲食心理，方能左手割肉，右手持杯，享咀嚼之趣；方能食羶啖臊，大快朵頤，得饕餮之樂。酒足飯飽之後，再加之一壺濃釅滾燙的好茶，沁入心田，那就齊了。
放下筷子，拿起刀子，在唐代，便是不以為奇的事情了。
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汙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王讜《唐語林》卷一）
因為不同飲食文明表現著不同民族特性，這種食用工具的區區變動，也會起到不可小視的微調作用。一般來說，動筷，禮讓謙恭；持刀，很難斯文。漢人用筷挾菜，溫文爾雅，殷勤周到，多繁文縟禮之士；胡人持刀食肉，血氣方剛，多剽悍強橫、騎劫擄掠之徒。所以，大唐盛世，與其說唐人胃口朝胡人飲食靠攏，還不如說西域文明也在影響著中原文化，交流通常是相互的，開放從來是彼此受益的。
作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匯點，唐代的長安，便是當時整個社會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心，也是從廣義上來理解大唐盛世有一副極其良好胃口的集中體現。
如果，我們從詩人李白筆下的“胡姬”， 在其詩篇中的出現頻率，也可估計，或者想象，這座都城，是以怎麼樣的姿態，向全世界敞開懷抱了。
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之二）
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李白《白鼻》）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之二）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之一）
從這些詩句所提供的意境，若能在冥思暇想中，神遊一千多年前的古長安，那將是怎樣一種體驗啊！不過，我還是鄭重勸一句，若是你讀過白行簡的《李娃傳》，建議你先不要到唐代的紅燈區平康里去，那兒是李娃和她的姐妹們活動的領地，你的荷包裡若沒有足夠的銀兩，那將是你無法承擔的高消費。而是要到西市、金街一帶，那裡的食肆，酒店，歌樓，舞榭，倡館，茶寮，戲場，雜市，才是更紅火、更熱鬧的去處，才絕對是一個值得你逗留的風流所在，否則，李白跑那裡去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