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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裡，胡人之無處不在。
據陳寅恪《讀鶯鶯傳》考證，胡人的行蹤，更漸漸由西而東，直至中原。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實際上，她是來自中亞粟特（今烏茲別克撒馬兒罕北古布丹）的“曹”國女子，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釀成“河東之乾和葡萄酒”，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既美且豔的鶯鶯，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話說，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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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元稹筆下“最愛軟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胡”來判斷，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如果曹九九（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於被 “始亂終棄”了。
總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張開臂膀，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
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唐初有過一次討論。唐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在《安邊第三十六》中，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中書令溫彥博主張：“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秘書監魏徵認為：“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
討論的結果，只有四個字：“太宗不納。”
於是，用溫彥博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如果依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需求，一個由僧侶統治的國家，被統治者的最佳狀態，是廟宇裡的泥塑木雕；一個由法老統治的國家，那就應該是陵墓裡的木乃伊；一個由太監統治的國家，其公民應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至少也是陽萎患者；一個由警察統治的國家，其被統治者最好都是“從現在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這樣，“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就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
然而，厚德載物的李世民，卻是一個懂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政體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擇細流的精神，漢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計人種，不在乎化內化外，不區分遠近親疏，都在他的胸懷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別人的聲音，更不忌憚與他不同的聲音，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聽得進反對聲音的君主之一。
於是，我開始理解湯因比為什麼要選擇唐代為他的再生之地，魯迅為什麼要尋找唐朝天空作為他長篇小說的背景了。這兩位大師看重的，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經達到如此器度閎大而不謹小慎微，包容萬物而不狹隘排斥，胸懷開放而不閉塞拒絕，膽豪氣壯而不畏縮懦怯的精神高度，這是其他歷朝歷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貞觀政要·政體第二》）
到了貞觀四年（630），“天下大稔，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資治通鑑·唐紀九》）。所謂“唐朝的天空”，從廣義上講，以長安為中心，向東，江湖河海，向西，絲綢之路，既無邊界，也無極限，因為這是一個高度開放，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麼遙遠，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你能想象得多麼遼闊，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
唐朝的天空（4）
就在這一年，李靖凱旋迴朝。據《新唐書》：“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