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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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之不齒”。也許，唐代的社會風氣，使之然耳；也許，人的生物屬性，永遠受制於人的社會屬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這位詩人既然舍寒門秀女而就市長千金，為勢之所趨，為利之所擇，天上掉餡餅，落在你的嘴裡，你就偷著樂好了，似乎用不著大張旗鼓，寫成文章，眾所周知吧？

文人無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離得太遠，不得親知親聞。魯迅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七論文人無行所鞭撻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當隔膜。但以今度古，從當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測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許我的那些同行，對待他們個人生活中的鶯鶯，說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無恥。然而，要讓他們像元稹那樣行之於文，筆之以墨，把自己供認出來的傻瓜，是絕找不到的。

曾經滄海難為水（5）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冒傻氣，倘不是太淺薄，太無聊，那就別有隱衷了。

讀北宋趙令畤的《侯鯖錄》，其中《辨傳奇鶯鶯事》、《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談及這段故事，在他看來，元稹所以要寫這篇傳奇，是有他想說，必說，可又不便全說，不能直說的言外之意。

一、“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於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雲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

三、“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在彼者耶”。

從這裡，也就從“自避”、“心不自抑”、“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這三處提示，略可猜知詩人的心跡。

也許，這就是人的複雜性了。

對他來說，並不悔他的“始亂終棄”，並不悔他的背叛絕情，並不悔他對初戀情人的致命傷害。而讓他魂牽夢縈的無悔之悔，就在於他痛惜自己錯失了人間的至美。詩人一生，情之所繫，愛之所在，經過時間的延伸，經過空間的移位，最珍貴、最留戀、最難忘、最能激盪心扉、最能引發波瀾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紅淺碧舊衣裳”、“滿頭花草倚新簾”、“為見牆頭拂面花”、“二十年前曉寺情”的鶯鶯。

他寫過一首《古決絕詞》：“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信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他不是不想終結這段記憶，然而，無論時間和空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份情，這份愛，仍是他欲罷不能，欲說還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結，一份希望解脫，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負擔。也許，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腦海裡已是一片空白之際，這個被他拋棄的女人的影子，隱隱綽綽還在。

因為，真正的愛，是不死也不滅的。

這就是他在那首膾炙人口的詩中所讚美所感嘆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離思五首》之四）

於是，我想，寫出這首詩的元稹，在他心靈深處，至少還有一小塊尚未淪喪的淨土。衝這一點，比之當下那些蠅營狗苟，爭名奪利，讓人洩氣，漸行漸遠的同行，還真是想對一千多年前的這位大師致敬。

無論如何，在他心裡，還保留著一點最後的可貴良知。

總為從前作詩苦（1）

總為從前作詩苦中國人談詩，離不開唐詩，因為那是中國詩歌史不可逾越的巔峰。

同樣，談到唐詩，泛泛地談也好，具體深入地談也好，是離不開李白和杜甫這兩位大詩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間，一時興起，寫了一本題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無論其抑杜揚李是如何的牽強附會，也無論其政治取向是如何的不敢恭維，但有一條，他選擇這兩位詩人來大做文章，恰好說明李白和杜甫代表著盛唐詩歌的頂極狀態，代表著中國這個詩歌王國的最高成就。

要想讀中國詩，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寫好中國詩，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吳偉業說過：“詩之尊李杜……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作為文人，被盛評為泰山、華山那樣巍峨，被美譽為長江、黃河那樣浩瀚，被推崇到這等高度，可謂至尊至極了。而且，千年以來的歷史也證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