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論事品人李國文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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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長生不老藥駕崩了。詩人在《題長慶四年曆日尾》詩中寫道：“殘歷半張餘十四，灰心雪鬢兩悽然。定知新歲御樓後，從此不名長慶年。”那無望失落之情，溢於紙面。看來，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說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機，再小心謹慎，再心明眼亮，永遠不是那些職業政客的對手。政治家玩文學家，如貓搏鼠，讓你死，你就死。而文學家玩政治家，則如羊驅虎，你讓人家死，死不成，反過來，你倒可能搭上一條命。要知道，為文是一門學問，做官更是一門學問，兩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寫得一手好文，同樣，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做得一份好官。所以，沒才氣的文人，才熱衷做官，沒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風雅。摟草打兔子，一舉兩得。

曾經滄海難為水（3）

而歷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從屈原起，到司馬遷，到謝靈運，到李白，在官場無不混得很失敗，歸根結底，他們壓根不是當官的料。也許，一開始就不應該攪到政治的渾水中來。老百姓的一句民諺：“沒有金鋼鑽，別攬瓷器活”，沒有為官秉賦，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萬別求仕進。總結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敗更快，問題全出在他“見事風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為，太隨風使舵，太容易轉向。這種性格悲劇，決定了他一生的結局。

然而，中國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裡帶來的，都有做官的衝動。我認識的一些同行，削尖腦袋，熱戀烏紗。做到了官，很高興，做不到官，很沮喪。當然也不能完全怪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為從他們入塾啟蒙那天，朝至聖先師磕頭開始，孔夫子教導的“學而優則仕”這五字真言，已經種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是一個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極其兇險所在，一個詩人，一個作家，要混個一官半職，談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來，退隱到他洛陽履道里的大宅子裡，修身養性，頤養天年，不問政治，只管快樂。而且，他也絕不會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女子陪著老人家玩，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高齡。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最後，終於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於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間，暴卒於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場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聽，也不會相信的。

二

其實，要想了解文人，還是從他的作品下手為宜。

雖然“文如其人”這句話，並不百試百驗。但無論如何，“文為心聲”，總會有蛛絲馬跡，可以稍知秘辛，總會在字裡行間，微露堂奧底裡。而元稹這篇《鶯鶯傳》，應該是進入他內心世界的最佳門徑。

再沒有比這篇美文，更能表現元稹做人與作文的強烈反差了。

這篇敘述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故事，為唐人傳奇中的名篇。經唐末、五代的戰亂，一度湮沒無聞，不見著錄。直到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官修《太平廣記》時，才從民間搜尋出來，編入這套類書之中，得以重見天日。後來，經北宋蘇軾、秦觀、毛滂、趙令畤等文人的推介傳播，大為人知；後來，又經金章宗時董解元，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的彈詞；再後來，更經元成宗時的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敷陳為雜劇搬演出來，《西廂記》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

由《鶯鶯傳》而《西廂記》，最大的改變，是在結局的處理上。

中國戲劇，特別要考慮到的是觀眾的欣賞習慣，你要讓他買你的票，坐下來看你的戲，有一條最為重要，那就是結局必須大團圓。也許因為五千年來的多災多難，中國人常常不得團圓的緣故，便非常在意這個團圓。現實世界裡有太多的不團圓，至少你在戲裡，給我一個精神上的大團圓。戲曲大師王實甫深諳此理，便在戲的第五折結尾處，打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旗號，然後落下帷幕。

但在《鶯鶯傳》中，元稹毫不顧及中國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歡喜，偏要此恨綿綿，倒不是他別出心裁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