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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資源這塊呢?� 王建:拿石油來說,如果中國隨著城市化,9%的速度保持10~15年,進口量可能年均增加3000萬噸,在10年後,可能達到4億噸,15年後可能達到5億噸,加國產2億噸,到2020年中國的全部石油消費就是7億噸。這個估計可能還是保守的,因為中國到那時是15億人口,人均消費石油才500公斤,而美國的人均消費是4噸油,歐洲是3噸,日本最節能,也有2噸,中國要達到完成工業化水平,石油消費應該和主要工業國家接近,但國際供油能力沒有那麼多,就要走節能和其他能源方式的路子,不僅是中國要節能,要轉變能源方式,世界各國包括髮達國家都得轉。 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可能還需要5年,美國不是在美歐衝突中被削弱,就是爆發金融危機,會退回到北美一隅,成為地區大國,到時三大板塊就初步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各自都會把內部整合問題放在第一位,可能會出現一段和平發展時期。十年以後可能又不一樣了,因為全球的資源是不夠的,隨著中國、東盟和歐盟東部地區的工業化,資源矛盾會再次突出出來,到那個時候衝撞可能又要來了,而且很可能是發生在歐盟與東亞之間。 可以概括一下,第一,美歐之間的衝突比我們想得要近。第二,三分天下,出現短時期的和平,各個板塊忙著自己家裡事。第三,當東亞這一極長大的時候,全球初級產品資源再一次出現嚴重短缺,而主要的資源矛盾會出現在歐洲和東亞之間。� 王湘穗:對我們來說,關鍵要加快推進東亞這一極的成長,東亞成為世界幣緣格局上的真正一極,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面對這種前景,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必須面對未來去設計戰略。 有了新戰國時代即將到來的戰略眼光,就不能讓枝節問題阻礙中國核心利益的實現。要從中國長遠的戰略利益出發,以大心胸成大事業。� 喬良: 儘管我認為東亞元是一個不錯的前景,但從中、日、韓三國加上中國港、臺地區情況看,一種統一的貨幣雖然是共同利益的產物,但歷史積怨、不同的政治文化心態以及到了關鍵時刻誰肯捨棄一部分自己利益為其他成員負責,這仍然是個不容樂觀的問題。  
政客們用戰爭替金融資本家賺錢�
打國際資本流就是打三個點:一個GDP增長率,一個資本回報率,一個安全。在前兩點上比較,美歐各有優勢,勝負的關鍵只能比安全。 由於信用貨幣可以由各國中央銀行任意創造,如果是以國家為主體打金融戰,可能就是一個各國中央銀行比賽創造貨幣的過程。 這個辦法所有擁有硬通貨的國家或集團都可以這麼做,但結果是世界出現信用大膨脹,全球金融與貨幣秩序大亂,但最吃虧的是我們這樣的沒有貨幣國際化的國家。為了避免吃虧,惟一的辦法就是儘快與日本一道,啟動東亞元。 � 王湘穗: 新的世界大戰是不是離我們更近?如果像我們前面討論的是“天下三分”,形成三大力量板塊,板塊之間難免有利益衝突,有利益衝突就可能導致戰爭。關鍵是三大力量板塊間的衝突,會不會導致世界大戰?這是我們關注的問題。 按照實物經濟時代的情況分析,板塊之間的碰撞,不但要打仗,而且是打大仗。20世紀80年代小平同志分析過,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打得起大仗的,只有美、蘇兩家,它們兩家不打,大仗就打不起來。因此他得出結論,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如果說現在世界進入虛擬經濟時代,又重新走向板塊化,不打大仗的前提條件不存在了,會不會打世界大戰?對這種情況,我們確實需要好好討論一下。� 喬良: 可不可以這樣去看,小布什總統和切尼還有拉姆斯菲爾德,他們都是搞物流經濟出身,不是虛擬經濟出身的人,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像索羅斯那樣靠玩虛擬資本起家,所以他們本能地還是想透過去打仗,去控制資本的流向。不妨設想,美國人動用它巨大的金融力量跟歐元打一場金融戰,結果會怎麼樣?也就是說,不用打仗的方式控制它,而是用美元打垮歐元,直接在金融市場較量,就像索羅斯攻擊東南亞金融市場一樣打,結果如何?� 王建:打金融戰,必須乘人不備,乘虛而入,還得是金融實力不對稱。就是像索羅斯這樣的人,也只能到比較小的新興資本市場才能製造大風浪,因為他所能調動的幾千億美元,在幾十萬億美元的中心資本市場不算回事,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就是不得了的資本量了,比如滬、深股市的流通股加起來也才有兩三千億美元。索羅斯這些人,這些年總在搞事,大家對他們都有了警惕,如果是美國的幾萬億美元到歐洲去,把歐洲資本炒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