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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為自己的固執而吃虧倒黴，這些可以當成是老化開始的證據，這也是無可奈何的生物變化的結果。
上了年紀的人，大腦的功能開始下降，尤其是前額葉掌管的細胞活性度極度萎縮。大腦海馬掌管的長期記憶可以維持，對某一新方面的接受能力卻很弱。除非現在的社會與十年前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那麼老年人的思維和邏輯才不會出現紊亂。
但是，城市的生活不會讓人如此安逸地變老。城市的地標時時刻刻都在變化，連年輕人都經常被搞糊塗。原來的餐廳在幾個月內就變成了一家便利店，老舊的大廈和居民樓被一片嶄新的公寓小區所取代。人們把這一現象稱為開發，是對現代化社會變化節奏的一種追隨。但是讓所有的人都統一步調，追趕變化的速度，無疑是一種苛求。
雖然意識清晰，但是不明確今天是星期幾、現在是幾點、現在來到了哪裡、通行的人是誰等，缺乏這些定向力的人，遠比我們所想象的要多得多。這種事情尤其會經常發生在老人身上。像現在這樣日新月異的城市面貌，讓老人們維持正常的定向力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比如說我，想在度過大學時光的大學路和他人碰面時，卻不知道該把會面地點定在哪裡，我已經不止一次兩次為這種事苦惱了。
為了解決這種混亂，他們就要尋找相應的解決對策。
第一，找一個環境不會發生變化的地方，與自己相熟識的人聚集到那裡創立自己的聯合會。雖然這是較消極的對策，但再也不會有混淆的事情發生了。塔一公園、道峰山、水落山、冠嶽山附近的會面地點和舞廳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第二，不管社會如何改變，堅持恪守事先訂製的原則，不承認除此之外的方法。因為，一旦承認例外的情況，那麼過多的選擇更會導致意識的混淆，但若是以定向力為中心，整個框架崩塌的危險就會降低。比如老幼病殘孕的專席被當成是隻屬於老人們的坐席，只要其他人佔了那個位置，老人們就會忍不住站出來指責批評。在他們的腦海裡的“老幼病殘孕”這五個字中，“老”字幾乎比其他的字要大上兩三倍。
受過幾次傷害後，具有這種傾向的人們，其被害意識就會增強。他們會覺得自己在年輕時的犧牲蒙受了冤屈，與自己對上一輩人的恭敬相比，現在得到的待遇簡直慘不忍睹。這種想法平時會潛伏在心底，但一旦讓他們抓到了把柄，他們的怒火將被瞬間點燃。
隔絕的逐步深化，讓老年人對社會的怨恨越積越深，但面對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他們又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他們只能不停地抱怨，身體就變得疲憊不堪，心情陷入到沮喪與憂鬱中，對苟延殘喘的餘生充滿了絕望。喝一杯燒酒，然後搖搖晃晃地鑽進城市的某個衚衕裡，或者到地鐵站的通道閒晃。
新的老齡時代的到來（2）
“老人”似乎成了一個帶有嘲諷意味的稱呼。愈發頑固的老人們堅持著對社會變化的熟視無睹，他們總是感嘆著曾經的美好。自發性的隔絕漸漸讓老人與社會失去了交流的紐帶。
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也得過他自己的人生的新的老年時代到來了。比起獻上自己的精力和時間，他們寧可用錢解決，自信心是產生這種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前，為了子女們的健康成長，父母們可以犧牲自己的全部，這種行為也幾乎成為當代社會的一種共識。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隨著那些在計算“損益比例”時發現“不平衡”的道理的人逐漸增多，這個“賠本的生意”開始被一些人所認清。
即便作出了全部的努力和犧牲，子女們卻總是覺得理所應當。稍有不慎把遺產早點傳給了子女，自己就很有可能會淪落到養老院，或者像皮球一樣被子女們踢來踢去。我周圍就有這種可憐的老人。當初他們為了供孫子孫女們上學，為了子女們的事業，早早地便將自己積攢的財產分給了子女，不曾想到了晚年卻會遭到如此的不幸。老人們開始思考“人生是什麼？”的問題，最終他們決定拒絕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獻給孩子們。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即出於一種“我更重要”“我也要過我的人生”的心理。
他們是20世紀70年代經濟成長時期的主角，是貢獻自身的所有、努力拼搏的一代人。因此，他們透過對自身積累的一些資本，開始學著享受生活。他們對文化懷有熱情，甚至絕不亞於年輕人，只不過一直都沒有享受的時間而已。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第一代人，因此他們的思考方式與過去的時代存在差距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們選擇的方式是“為了子女而犧牲，不是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