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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戲劇性的、極其清晰可見的政策變化。需要出現政策變化的訊號，這個訊號需要被廣泛地理解，而且不能輕易地被堅持舊體系的政策制定者發出。但僅僅改變預期並不足以使經濟轉向。新的預期需要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來補充。
貫穿20世紀30年代早期通貨緊縮政策的主線就是對金本位的堅持。貨幣貶值——用當時的話說，就是“遠離黃金”——因而就成為政策體系改變的良好訊號。這並非絕對可靠的指標，就像英國1931年所經歷的那樣，但它卻是可行的最好的指標。
貨幣貶值也具有直接的效果。來自相對價格和閒置貨幣相對寬鬆的推動力對新政策體系產生了影響。實際上，兩者產生了良性互動。貨幣貶值產生了一個看得見的已經改變的政策體系的訊號，加速了預期的改變。接著，新政策體系的開端產生了改變的預期，這又放大了貨幣貶值的效果。
政策體系的改變在聯邦政府身上清晰可見。胡佛政府採取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愈見保守的政策，其傳統性主要表現在支援金本位並強調支援信貸市場而不是直接支援經濟上。雖然其最初並不是想實行通貨緊縮，但胡佛從1931年的貨幣危機中吸取了錯誤的教訓，從而成為一個堅定的通貨緊縮主義者。
復興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RFC）是胡佛緊縮政策的一個例外。作為胡佛最強有力的擴張手段，RFC被嚴格地限制在其目標之內。胡佛想讓復興金融公司推進投資，但卻限制其中介功能，將其資金列入預算外，並在資助專案時強調專案的“穩健的”和“可由銀行擔保的專案”。此外，復興金融公司的主要目的在於拯救金融機構，其1932年發放的貸款有2/3流向金融機構。因此，復興金融公司的擴張被設計成當時通貨緊縮政策體系下的一個特例，而不是邁向新的政策方向的第一步。
復甦的開始（2）
美聯儲在大蕭條的初期採取了消極的立場，該立場在1931年被積極的緊縮取代，以適應對美元的管理。1932年3月至6月美聯儲旨在擴張的步伐停止了，當時的公開市場操作使得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感到恐慌，並威脅到了美聯儲成員銀行尚未穩定的健康狀況，因為這種操作降低了銀行資產的收益。於是，1932年的《格拉斯斯蒂高爾法》（Glass Steagall Act）重申了維持金本位的重要性。
在1932年總統選舉期間，我們並不清楚羅斯福是否會改變政策體系。他剛剛提高了紐約州的稅收以平衡州預算，同時也強調聯邦政府預算的平衡。他在競選期間猛烈批評華爾街、商業界和公共服務行業，總體上使用了很多反商業界的華麗詞藻。這些都不是一個想要幫助改善商業環境的候選人所具有的特徵。
第一個表示新政策體系即將到來的訊號在1932年12月大選之後出現了，當時羅斯福破壞了胡佛尋求多邊解決戰爭債務和賠償的努力，這意味著羅斯福反對繼續進行已經存在的國際金融合作。政策體系變化在1933年2月表現得更為清晰，當時作為當選總統的羅斯福開始嚴肅地討論將貨幣貶值作為提高商品價格措施的一部分。這個談話導致了對美元的管制，並有助於3月份銀行休假日（Bank Holiday）的實施。紐約聯儲在3月初發現其黃金供應已經降低到危險的水平，它於是向芝加哥聯儲求助，但後者拒絕對前者的貸款進行展期。羅斯福的政策對世界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德國人和法國人在德國中央銀行於1931年6月尋求類似的貸款時態度的鮮明對比。於是紐約銀行向羅斯福呼籲關閉整個國家銀行體系，這是一種強迫聯邦儲備銀行之間進行合作的嚴厲方式。
剛一宣誓就職，羅斯福就宣佈了銀行休假日。他同時也對所有外匯交易和黃金出口採取控制。他結束了私人對黃金的所有，並控制了所有國內生產的黃金的銷售。銀行休假日表明經濟政策的失敗，但在銀行放假期間引入的控制措施卻讓羅斯福避免了在美元貶值時出現投機性不均衡。
羅斯福在4月18日有效地進行了美元貶值，他宣佈他支援1933年的《緊急農業抵押貸款法》（Emergency Farm Mortgage Act）的修正案——《托馬斯修正案》。《緊急農業抵押貸款法》允許總統確定黃金的價格。同時，他透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