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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在1935年的《稅收法》中批准了羅斯福提出的所有稅收改革方案——公司累進稅、股息稅、提高個人所得稅率以及提高房地產稅。羅斯福相信他可以在1936年的總統選舉之前不必再增加任何新的稅收了，但在1936年初，最高法院宣佈《農業調整法》中的農產品加工稅無效，國會未能透過羅斯福提出的向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退伍軍人發放獎金的議案，這兩個事件有可能導致聯邦赤字的大幅度上升。作為回應，羅斯福要求國會批准一項提高財政收入的措施，他希望這一措施比1935年的《稅收法》更能體現再分配的意義，這個措施就是未分配利潤稅。
羅斯福新的公司稅計劃是廢除現存的公司所得稅、股本稅和超額利潤稅，代之以公司未分配利潤稅。這種稅收將根據未分配利潤所佔的比例而累進徵收。羅斯福和財政部長摩根索相信，這一措施將有力地打擊避稅行為和公司勢力的集中化。他們也確信，公司故意保留利潤不進行分配，以迴避以個人所得稅形式對股息徵收的稅收。他們進而相信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能力保留剩餘利潤，正是這些未分配的利潤給大公司帶來了一種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因為這些利潤減少了它們對新資本的借貸需求，而且大公司常常用它們的未分配利潤盲目地進行再投資。未分配利潤稅將會大大刺激公司把利潤分配給股東。這些股東支付高額的附加稅，從而給政府帶來大量的財政收入。
國會連同超額利潤稅一起透過了這一稅收提案，這是聯邦政府有史以來最為激進的稅收。在1937年的《稅收法》中，國會透過提高對公司個人股東的徵稅標準，限制扣除公司的遊艇（corporate yachts）和鄉村房地產，禁止扣除財產售賣和交易中的損失，減少對創造多方信託（multiple trusts）的稅收激勵，以及廢除對暫住納稅人的稅收照顧等措施進一步強化了所得稅。羅斯福在1938年繼續推行他的稅收改革計劃——提高未分配利潤稅，對資本收益徵收累進稅，以及對聯邦、州和地方的債券收入徵稅。但這些比新政的任何措施都要激進的計劃引起了一部分大公司的恐懼和敵意。它們非常正確地認識到羅斯福的稅收計劃威脅到它們對資本的控制以及它們的融資計劃。沒有證據表明企業將不進行投資，但1937—1938年的衰退和羅斯福在1937年與法院的對抗中的失敗之後，企業抓住了政治環境寬鬆所產生的機會。保守的民主黨人與總統決裂了，他們認為要恢復經濟信心，就必須減稅。1938年，共和黨人和保守的民主黨人聯合起來迫使國會批准削減未分配利潤稅和取消公司累進所得稅而終止了新政的稅收改革。考慮到反對力量過於強大，羅斯福決定不提出令人不快的議案。相反，在未經他簽署的情況下，他批准1938年的《稅收法》透過，但認為這一法案“拋棄了至關重要的美國稅收的原則”——根據能者多付原則徵稅。1939年，國會取消了未分配利潤稅，正式廢止了新政的稅收改革計劃。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大蕭條時代的危機（4）
當1937—1938年的稅收改革和對經濟復甦的推動均告失敗後，羅斯福採用了一項改革力度更大的財政政策，開始採用凱恩斯主義的藥方。1937年，羅斯福政府將稅收提高到了可以創造充分就業盈餘的水平上——也就是能使經濟在保持充分就業的水平上執行。 ［12］1937—1938年的蕭條即將結束時，羅斯福開始推行一個新的積極的開支計劃，這一計劃沒有依靠稅收的大幅增加。結果充分就業盈餘變成了充分就業赤字，而且赤字在1938年和1939年迅速飆升。
凱恩斯主義的思想對羅斯福的財政政策的影響是間接的。要解釋羅斯福的轉變，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保守派對新政的反對太強大了，他們反對他透過再分配稅收改革來尋求增加稅收和推動經濟復甦。但是，羅斯福從稅收改革失敗的痛苦經驗裡學到了許多東西。他不能忽視緊縮性財政政策造成的1937—1938年的衰退。結果他聽取了WPA、農業部和聯邦儲備銀行的幕僚們的建議，他們向羅斯福灌輸了凱恩斯主義的思想。沒有證據表明羅斯福相信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亨利·###（Henry Wallace）或者馬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