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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內容上都有不同。北方民族從古代作品得了文字文法的訓練，開始作自家的故事。故事的內容是基督教的聖僧事蹟，北方民族的偉人傳說，和從紅十字軍東征帶回來的東方故事。這些故事雖不同，可是都帶著基督教色彩，叫我們看到武士的尊崇婦女，保護老弱，仗義冒險，以盡宗教武士的天職。基督教本來是隱身奉主，棄世養心的，到了這些武士身上便變為以刀馬護教，發揚俠烈的精神；這種精神在沙力曼大帝及阿撒王手下的武士故事中都充分的表現著。從政治方面看，由這些故事中我們見到封建制度的色彩，故事中總是敘述著貴族兒女的戀愛，或貴族與平民間的衝突。在民族性上看，我們看出北方民族的勇於冒險：殺龍降怪以解民困，跋山渡海以張武功。這是內容方面。從形式看呢？古代作品以方法為重，浪漫的故事以力量為主。前者以趣味合一為本，後者以趣味複雜為事。一是求規律之美，一是舍規律而愛新奇、熱情。古典派的作品縱有熱情也用方法拘束住，浪漫故事便任其狂馳而不大管形式的靜美了。
但是，這只是浪漫故事的特色，並沒有標樹學說，直接與古典主義宣戰，象“破壞古典主義主要效果之一，便是解放個人。使個人反於本來面目及自由，正如古代詭辯派之言：以個人做萬物的尺度”（Brunetiere①，依謝六逸譯文）還要等一個號炮；放這號炮的便是盧梭。
盧梭（Rousseau1712—1778）②的思想態度與成功，可以說是浪漫主義運動的先鋒。他並不是單向文藝挑戰，而是和社會的一切過不去。他要的是個人的自由權，不只是藝術的解放。他的風格給法國文藝創了一個新體，自由，感動，浪漫。他向一切挑戰：政治，宗教，法律，習俗都要改革。這樣的一個理智的彗星，就引起法國的大革命，同時開始文學的浪漫運動，可謂一舉兩得。有了這個號炮，德國的青年文士首先抓住那北方的民間故事與傳說，來代替古典文藝中的神話。他們對盧梭與莎士比亞有同樣的狂熱，同時譏笑法國的新古典派。這樣，那中古浪漫故事開始有了學說的輔翼，成了一種運動，直接與新古典主義交戰。這新興文藝是“狂飆突起”，充分的表現情感而破壞一切成法。後來法國英國的文士也同樣的由新古典主義的勢力解放出來，於是在十九世紀西歐的文藝便燦爛起來。
設若新古典主義的缺點在偏重形式之美，而缺乏自我的精力，浪漫主義又太重自我，而失之誇大無當。盧梭的極端自由，是不能不走入“返於自然”的；但完全返於自然，則個人的自由是充分了，同時人群與獸類的群居有何不同呢？這個充分的自由，其弊病已見之於法國的大革命——為爭自由使人的獸性畢露，而釀成慘殺主義與恐怖時代。在文藝裡也如是，個人充分的表現，至於故作驚奇，以引起浮淺的感情。這個弊病在浪漫運動初期已顯露出來，及至這個運動成功了，人們便專在結構驚奇上用力，充其極便成了無聊的偵探小說，只憑穿插熱鬧引人入勝，而實無高尚的主旨與深刻的情感。再說，因為浪漫，作品的內容一定要新奇不凡，於是英雄美人成了必要的角色；這在一方面足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與想象，但在另一方面，文藝漸漸成為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忘了真的社會；於是便不能不讓位給寫實派了。
嚴格的說，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不是絕對的對立；在這裡，“傾向”又能幫助我們了。古典主義是注意生命的旁觀，而浪漫主義運動是把藝術的中心移到個人的特點上去；兩相比較，便看出這是心理傾向的結果。這新運動是心理的變動；若是純以文藝作品比較是很容易使人迷惑的。在英國的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顯然的是極浪漫的，為什麼浪漫運動必歸之於十九世紀的開始呢？這裡有個分別，十九世紀的浪漫運動縱與伊麗莎白時代的相同，但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紀的新運動有法國的大革命作背景，這個革命是空前的事實。於此我們看到個人思想的解放。再就文藝內容說，新古典主義的作品與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品好用希臘拉丁的典故，浪漫派的作品的取材也是取之過去時代的，這豈不是一樣的好古嗎？這裡又有不同之點：浪漫派的特點之一是富於想象，他們取材於過去，正是因為他們發現了中古的故事——那驚奇玄妙的故事——而以想象使這些驚奇的精神復活。他們不是隻得一些呆死的典故，而是發現了一個奇異的世界，在那裡他們可以自由的運用他的想象。這又是個心理的作用。
這樣，我們明白了古典主義的所以有那調和勻靜之美，與浪漫主義的所以捨去形式而求自我的表現——二者都是心理的不同，因而表現的也不同。至於新古典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