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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詩的妙處，可是往往因求這個境界而缺乏了情感，甚至於帶出頹廢的氣象，正如袁枚說：“阮亭於氣魄、性情，俱有所短。”（《詩話》卷四）
沈德潛是重格調的，字面力求合古，立言一歸於溫柔敦厚。他對於古體近體都有所模範，而輕視元和以下的作品。他也被袁枚駁倒：“詩有工拙，而無古今。”（《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他更極有趣的說明：“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亦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亦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沈的主張溫柔敦厚，袁枚也有很好的駁辯，他說：“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又說：“夫《關雎》即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於輾轉反側，使文生於今遇先生，危矣哉！”（《再答沈大宗伯書》）
袁枚可以算作中國最大的文學批評家。他對神韻說，只承認神韻是詩中的一格，但是不適宜於七言長篇等。對格調說，他不承認詩體是一成不變的。對詩有實用說，他便提出性靈來壓倒實用。看他怎樣主張性靈：“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詩話·補遺》卷一）
“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詩話》卷四）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然亦各人性之所近。”（《詩話》卷六）
他有了這種見解，所以他敢大膽的批評，把格調神韻等都看作片面的問題，不是詩的本體論。有了這種見解，他也就敢說：“詩有工拙，而無古今”的話了。這樣的主張是空前的，打倒一切的；他只認定性靈，認定創造，那麼，詩便是從心所欲而為言，無須摹仿，無須拘束；這樣，詩才能自由，而文藝的獨立完全告成了。
在論詩的方面有了袁枚，把一切不相干的東西掃除了去，可惜清代沒有一個這樣論文的人。一般文人還是捨不得“道”字，象姚鼐的“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復魯絜非書》）曾國藩的“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與劉孟容書》）這類的話，我們已經聽得太多，可以不再引了。總之，他們作文的目的還是為明道，作文的義法也取之古人；內容外表兩有限制，自然產生不出偉大的作品。值得一介紹的，只有阮元和章學誠了。
阮元說：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這是照著昭明太子的主張，說明一下什麼是文。他又說：
“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字字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銓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西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文言說》）
這是說明文必須講究辭藻對偶，不這樣必是直言，不是文。自然非駢儷不算文，固屬偏執；可是專以文為載道之具，忽略了文章的美好方面，也是個毛病。況且，設若美是文藝的要素，阮元的主張——雖然偏執——且較別家的只講明理見道親切一些了。
章學誠的攻擊文病是非常有力的，看他譏笑歸有光的以五色圈點《史記》：
“……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采，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YRYR，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捨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之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文史通義·文理》）
再看他攻擊好用古字的人們：“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為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琅琊’，雖頗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