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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關於小說中流露出的對中國（ 中國人 ）的好感和中國之行。“我是在神戶長大的。神戶華僑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說從小我身上就有中國因素進來。短篇《 去中國的小船 》就是根據那時候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關於去中國，由於中國有那麼多讀者，去還是想去一次的。問題是去了就要接受採訪和宴請什麼的，而我不擅長在很多人面前講話和出席正式活動，以至逃避至今，倒是很抱歉的。”
談話印象最深的是第（ 3 ）點，透過孤獨與他人溝通這樣的見解在我聽來十分新鮮，也是第一次。覺得有意思的，是他往書上簽名留念時蓋的兩個章，一個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個是一對紅蜻蜓，很有童趣。
一直以來，您透過翻譯村上的作品，都是在和村上進行“神交”。真正見到村上後，您對他的印象和您想像中的一樣嗎？請具體談談村上給您留下的印象，比如他的著裝、講話的方式、是否很健談等等。透過這次交談，您對村上有了什麼新的認識嗎？另外，村上見到您之後，他有什麼反應呢？他原來知道中國有一個長期翻譯他作品的人嗎？
您也知道，日本人對著裝十分講究，尤其見客人時往往西裝革履，一派莊重。但村上不是那樣。儘管時值冬季，他卻像在過夏天：灰白色緊身牛仔褲、三色花格襯衫（ 看胸袋繡的標誌，大概是POLO ）、裡面套一件黑T恤（ 是不是MADE IN CHINA我看不出 ），挽著袖口。中等個頭，由於跑步的關係，身體顯然很結實，加上小男孩髮型，的確一副“永遠的男孩”形象。見到我，沒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樣一邊深鞠躬一邊說“初次見面請多關照”。握完手，對我這麼多年翻譯他那麼多書表示感謝。總的說來，見面的感覺和想像中的差不許多，自然、真誠、不造作，完全沒有大作家的架子。最後我請他為中譯本《 海邊的卡夫卡 》寫序，他爽快地答應下來，笑道：“即使為林先生也要寫的！”
作為長期翻譯村上作品的專家，您應該是最瞭解村上思想的人。能具體談談您對村上作品的認識嗎？
村上和我談了什麼（2）
我從1989年開始翻譯村上作品，十多年了。也是因為這個關係，無論寫文章還是講演，很多時候都談到村上和他的作品。具體談起來很長，只能簡單概括一下。首先，文體別具一格。簡約、流暢、幽默和有節制的抒情筆調給讀者帶來閱讀特有的愉悅，至少中國讀者有這樣的感覺。其次，想像力跨度大。村上的小說雖然屬於純文學作品，卻演示了不亞於科幻、魔幻小說的大跨度的想像力。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光怪陸離，神鬼莫測，點化出現實世界中的本質性真實和人們的心理真實、潛意識真實以至靈魂的真實。第三，有距離感。村上作品的主人公從不擅自闖入他人的私生活地界和精神領域，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優雅姿態。此外，距離感還表現在對社會制度和官僚機構的無視和揶揄上面，從而守住了靈魂制高點和精神優勢。第四，西方的視角。村上往往用非日本即西化的視角來審視、把握和感受日本社會的種種現象，用非日本話語審問日本的當代話語，表現出一個優秀作家所應有的勇氣和良知。
您個人覺得，為什麼村上的作品能同時獲得東亞國家和西方世界的認同？
我覺得很難梳理出一個共同原因。德國人欣賞村上作品的出奇制勝和對內心世界的把握，認為村上是“日本的卡夫卡”；英國人欣賞其中的溫情、美感和迷失感；俄羅斯人甚至從中發現了“日本傳統美學”；美國哈佛大學一位叫Jay Rubin的教授認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體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離”。韓國人似乎更為村上作品中“盪漾的空虛感、失落感”所吸引。中國人主要對其文筆和所謂“小資情調”情有獨鍾。
日本作家島田雅彥對此倒是有個概括性說法，他認為：“村上春樹的作品之所以能像萬金油一樣暢銷世界各國，是因為他在創作中刻意不流露民族意識，寫完後還會反覆檢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這樣，他的小說就變得‘全球化’了。”
您在翻譯村上作品的時候，如何去拿捏原著的精神，並把這種精神和語言上的美感恰到好處地譯成中文？
我的譯文之所以為無數讀者朋友所肯定和欣賞，主要得益於兩點：一是我在精神上碰巧同村上有相通之處，如對日常景物和人際關係的感受，如對無限追求物質生活的現代社會的思考和憂慮，如對孤獨情境的體察等等；二是我非常熱愛中文，始終留意中文表現方式的可能性、尤其微妙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