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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銀行倫敦支行已經被皮爾遜控制，巴黎支行事實上已被解散，而他自己又身在紐約。在成功慾望的驅使下，他不得不在紐約支行的基礎上重振整個公司。
如果說安德魯在12月9日的短函在實質上僅僅是他意圖的流露，那麼一個月以後他就正式向阿爾茲切爾施壓了。在一封三頁的信中，他明確地告訴阿爾茲切爾，解散由阿爾茲切爾一手創辦起來的全美投資者綜合基金的時候到了。他還提醒阿爾茲切爾， “一年多以來” 他一直努力說服阿爾茲切爾，全美投資者綜合基金必須解散。“事實證明，我說得沒錯。”他在信中這樣說道。他還提到了1941年9月的全美投資者綜合基金董事會會議，他本來希望阿爾茲切爾能在會議上宣佈解散基金。“當時存有友誼和撫慰之心，因此我沒有進一步要求。但在這以後，我們從去年10月月末開始又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一直沒有做出明確的決定。”安德魯在信中寫道，戰爭的爆發讓他有充分的理由（外加其他原因）迅速解散基金。“我希望聰明的你能夠主動解散基金，因為你是公司的決定性人物。我真誠地希望自己能說服你，讓你相信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完全必要的。我們要正視現實，不要抱有徒然的幻想。在1942年我們將不再讓公司的資金遭受無謂的風險。在我看來，沒有任何人會因此而失去威信。恰恰相反，這是見識和勇氣的明證。”安德魯在信中解釋說，自己已經就此思考了“很長時間”，是出於“朋友”的忠誠以及“巴黎合夥人的責任”來發表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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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1 大 佬（27）
為了確保阿爾茲切爾能明白自己的意圖，安德魯在結尾處這樣寫道：“我希望這次我能成功地說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觀點。說實話，對我個人而言，時刻肩負公司的責任非常勞心勞力，我已經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難和危機了。”
這封信直接導致了阿爾茲切爾的大權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貴的身份來嚥下這枚安德魯給他的苦果。他曾幫助安德魯來到美國，並幫他安頓下來。在安德魯抵達美國後，阿爾茲切爾還邀請他到自己莊園度週末，安德魯在那裡結識了第一位美國駐聯合國女大使馬麗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爾茲切爾還幫助安德魯的兒子菲利浦進入迪爾菲爾德中學和哈佛大學唸書；他甚至還在1943年1月給國務院寫信，試圖幫助安德魯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監獄的米歇爾·韋爾獲取美國的緊急簽證。
儘管他提供瞭如此多的幫助，但到了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還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德魯在32層的高處不斷向他發難。而且他也沒有收到皮埃爾·戴維－韋爾的任何訊息，現在只有皮埃爾是安德魯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猶如晴天霹靂—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資銀行領導人羅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銳指責。出於禮貌，阿爾茲切爾向金德斯利報告了紐約合夥人的年度變動情況。但不知何故，金德斯利似乎被惹惱了。他給阿爾茲切爾寫信說，自己寧願收到紐約合夥人寄來的“私人信件”，也不願意“被當做一名普通合夥人那樣看待”。為了讓事情平息下來，阿爾茲切爾過了六週才回復這封信。他很誠懇地回覆說，自己很感謝金德斯利的“正確批評”，而且他還說：“我們之所以沒有及時通知您關於紐約合夥人情況的變動，主要是考慮到在這戰火紛飛的年代，您肯定要處理大量的緊要問題，因此合夥人變動這種小問題暫時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對於業務量的縮小，人員變動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這也說明我們在將來還有許多問題要處理，這些事情在一朝一夕是無法得到滿意的解決的。”他在信中告訴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爾在不久後”能親自來紐約視察，這樣就能“有機會向他請教”，進而讓公司有更明朗的前景。
但是當皮埃爾在1942年5月來到紐約後，安德魯對阿爾茲切爾的敵意並沒有得到緩和。皮埃爾·戴維－韋爾和阿爾茲切爾之間的關係很友善，他們具有貴族氣派，而且都很圓滑，這和理性好鬥的安德魯完全不一樣。“皮埃爾對安德魯的稱呼總是中規中矩。” 馬麗塔·特里曾經這樣說，“雖然我感覺皮埃爾欽佩他，相信他而且依賴他，但是我不覺得皮埃爾喜歡他。”但無論如何，皮埃爾和安德魯以所有者的身份聯合了起來。在他們眼裡，阿爾茲切爾不過是一個拿著高薪的僱員。就安德魯而言，在儘量融入紐約上流社會的同時（他會穿著三件式套裝去拜訪阿爾茲切爾的農場）他開始私下裡向其他從歐洲移民過來的朋友吐露：“在一年裡，我將成為老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