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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不得民心。這回江南水災，民不堪命，顧憲成也給時任漕撫的李三才寫了信，希望他能向朝廷通報，而對百姓有所接濟。李三才本就非常瞭解這位正直的顧憲成，他寫來的信自然很重視，江南的災情時時浮現在他心頭，幾次三番地上書，朝廷終於也發放了救濟，及時地為江南百姓解決了許多困難。就因為這一系列的事，朝廷的百官都看在眼裡，對李三才的人品有了很深的瞭解，正當選拔官員之時，李三才自然被很多人推薦。知李三才最深的，舉薦最出力的當然是東林領袖顧憲成了，可是朝廷內許多齊、楚、宣、浙等派系的宦官都怕李三才入內閣而影響他們的利益，紛紛上疏攻擊李三才，說他如何貪贓枉法，說他如何翫忽職守如何蠻橫奸詐，所有汙衊的詞都用上了，唯一的目的是搞臭他。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名士都看在眼裡，也紛紛上書與那些居心叵測的宦官展開辯駁，此外，顧憲成還寫信給當時的輔臣葉向高以及吏部尚書孫丕陽，力證李三才是清廉正直之官，而且勤學力行，不入內閣是朝廷的損失。人家開始懷疑你顧憲成，這麼舉薦李三才是不是也是結黨，顧憲成說，哪隻是結黨，君子之間的黨光明正大以天下為公，有何不可，只怕是禍國殃民的小人營私結黨。針對宦官無謂無理的攻擊，他這樣說明他的用人原則：
凡論人，當觀其趨向之大體。趨向苟正，即小節出入，不失為君子趨向；苟差，即小節可觀，終歸於小人。又聞為國家者，莫要於扶陽抑陰。君子即不幸有詿誤，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小人即小過，當早排絕，無令為後患。
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很科學的用人觀，可是朝廷未必聽你顧憲成的一家之言，李三才入閣與否的分歧和爭論，其實是真正的愛國士大夫階層和腐朽的政治派別之間的鬥爭。在那樣的時代，又總是惡勢力得勢，比如這些掌握話語權的小人，在朝廷中都如日中天。那李三才怎麼辦，他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和避開這些紛爭，連續十五次上疏辭職，這讓他的反對者們高興了一陣，而難過的是顧憲成等人，他們覺得失去這些人才是朝廷的損失，萬曆皇帝才顧不得這些損失，他依舊悠閒地在後宮修養著，少幾個李三才算什麼。
四
東林書院最初創辦的初衷就是讀書講學和救國，顧憲成和高攀龍為此也為書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旨和院規以及具體的會約儀式，與白鹿洞書院相比，東林書院的規範就顯得更加細緻。東林書院的建立實際上也適應了吳中地區學人商榷新知的需要，會約規定，每年開一次大會，每月一次小會。除了酷暑嚴寒，書院會定期會講，會講的期限是三天。顧憲成和高攀龍在本地的聲望很高影響極大，遠近的學子紛至沓來，每次三天會講的期限，張涇鎮上除客棧外連祠堂廟宇，甚至周圍的農戶人家都被人租滿了，為的就是聽到顧憲成他們講授的課。顧憲成高攀龍與東林諸名士集資在附近靠河的地方造了數十間公舍，讓來自江南各地的學子們住宿，後來東林書院名氣漸大，各地的學者也多有耳聞，有的從京城、湖廣、閩浙甚至雲貴趕到無錫參加會講，也有的學者不遠千里泛舟問學。在這種自由的學術風氣中，由於東林名士都有著幾乎統一的學術主張，自然也就形成了一個學派。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東林名士（5）
程朱理學到了這個時候，漸漸也走向衰微。而王學也逐漸顯露他的弊端，東林學派最反對的就是以那些尊崇王學而以“學術殺天下”的人。王陽###學思想的來源，除了受到傳統儒學的影響外，更受到了佛學和禪宗的影響，顧憲成他們看到了這點，所以對王陽明的一些觀點十分反對，比如說“致良知”學說。王陽明強調的是用意念去指導人的行為，目的是要人們去掉物慾的矇蔽，而存良知的本體，就這些到和理學無甚差別。關鍵是在實現“致良知”的具體內容和途徑上，王陽明認為包括體認良知的靜的工夫和實現良知的動的工夫。問題就出在靜的工夫上面，反身而誠的內省工夫實際就是“不假於外求”的“自明本心”的體悟，王陽明強調道德修養應以發自內心的真誠為前提，可是內省體悟在理論上勢必就與佛教禪宗靠到了一起，走向玄虛。最後王陽明把事物的變化發展都說成是“良知之發用流行”，這無疑是本末倒置互相矛盾的。到了晚明，很多的學人都沒繼承王學中的有利部分，全都走入末流，將本就靠近禪悟的王學繼續禪化，空談說玄之風瀰漫於學術思想界，而在內憂外患的時代這是萬萬要不得的。顧憲成和高攀龍痛斥的學術殺天下也絕非誇大之詞，那群王學末流不聞國事，置國危民艱不顧，空談心性，不務實學。連學風都不正的時代，那麼世風肯定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