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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我靈魂的部分釋放。二百多年前，風靡一時然而屢禁不止的德國青年作家歌德著作《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維特①形象參照於過去上述型別的創作史，可以算是首例提煉性質的完美絕倫的總結。當代中國文學作品《裂阱》中的主人公夏散舟②形象卻當之無愧地成為該型別又一次鋪張揚厲然而又處處充斥著勉強氣息的矛盾展現。欲擇此兩者為本論主線之切入點——蛻化標誌，透過一番比照、旁涉和解析得出新式的創作型別啟示，則須先將偏執症人格形象進入創作史的譜系情況作個簡扼梳理。
二、創作史關於偏執症人格形象之接納
如果生硬地扯上古希臘文學、印度文學、華夏先秦文學或者還有中世紀教會文學等等頂禮膜拜刨根問祖，企圖挖出偏執症人格形象之濫觴以示淵遠流長，無疑是極不明智的。事實上，偏執症人格形象進入創作史比較晚。人類早期的神權文學與貴族文學固然從誕生之初就會蘊涵著人本思想、理性精神、自由、平等、博愛……然而只限於蘊涵而已。筆者毋寧更願意指出其同樣是注重的人性的——即神性乃是超越了的泛化人性。因而關於神的崇拜即是當時社會對待人性的態度。人們相信客觀、群體與不朽才是文學正當的追求，即使大唱反調的民間文學也不肯例外。個體的優勢必透過氏族的輝煌得以彰顯，古希臘、中國的上古英雄們確實代表了神祇的某種意志並樹立了芸芸眾生的理想模式。就時代文學內部而言，哪怕如何如何地拉幫結黨爭鳴鬥妍都是被允許的，卻決不可能容忍什麼偏執症人格。理由簡單之極：它非但不具有統治、教育要麼歌頌的意義，甚至連批判、怨訴的意義也不具有，更加不具有任何值得存在的背景依據——便存在了，那也不過是被人們遺棄和嘲笑的怪物。《荷馬史詩》、《詩經》、《舊約》和一些重量級詩劇典籍的記載皆是此間顛撲不破的有力證明。
既是探討偏執症人格，首要就是必須回到人本身。創作史等候給予人的關注超過給予神的關注，非到寰球社會商業合縱連橫的文藝復興時代（在中國，相對應的是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與浪漫主義思潮）的來臨不可。獨立與群役、人權與神權、縱慾與禁慾、解放與桎梏、理智與矇昧等等一系列的新舊觀念衝突推動了一批批強幹者從語言到行為的暴力和抗爭，自然也給更多的弱質者帶來了苦鬱與壓抑。由是，偏執症理所當然地發展成為了一類文化人慾尋精神解脫而不得的死衚衕之一。此種只發生在文化人身上的偏執症亦與過去一般醫學意義上的精神疾病有異。
這個階段，文學的封建奴婢地位有了鉅變，個體靈魂的張揚被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凡人皆有靈魂，凡有靈魂者皆可為文學，靈魂無不具有個性意義。至若創作史遂因勢拓廣了接納物件範疇，其中當然包括了病態人格形象乃至偏執症人格形象。被恩格斯稱為“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的義大利人但丁即發為先聲，其早期著作《新生》，即將少年時只有數面之緣的女友貝雅特麗齊臆想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戀愛的偶像，到了《神曲》則乾脆採取修煉默執的辦法，簡直將貝氏幻化為一位能夠指點三界迷津的天國女使下凡。這種將柏拉圖式的戀情與人倫Xing愛孤立對峙的做法，不能不說是帶有偏執心理特徵的。稍晚的彼特拉克《歌集》也可以說是基本延續甚或照搬了但丁模式，區別惟在於後者也許對於形體美的關注程度加深了。總體來看該時期的文字，仍宜歸於理想化的寫作形態。從但丁之戀到彼特拉克之戀，儘管經歷了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蛻化，並萌生了異端意識，然而畢竟難以構成創作史上意義完備的偏執症人格形象。
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名著《堂&；#8226；吉訶德》雖然是一部社會諷刺小說，卻也塑造了一個血肉豐滿的偏執症人格形象堂&；#8226；吉訶德，此人頗滑稽任性地為自己虛構了一位公主並擅自為其改了貴夫人的名字——實際上那不過是個養豬的村姑。然而從作品反映的情況可知，如此的一番虛構只是主人公偏執行為的主觀動因之一，一旦偏執症行為得以展開，作為動因的這個公主或者村姑本身反而顯得毫不重要了。堂&；#8226；吉訶德式的偏執在作品中乃至後世的評論中是多半被當作負面教材進行訓誡批判的。主人公定位於瘋傻，致使偏執症人格形象過早地旁逸斜出。依如是視角演繹創作，的確不能因此動搖其在文學史上的偉大地位，但就本論關於偏執症人格形象本身的發掘深度來看，只恐未免劃入令人遺憾的一例。
中國古典文學世界也不乏其事：明朝袁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