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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就十幾畝地。但他們很快就接受了科社黨推出的“合作組”制度，十幾家或幾十家組成“合作組”，湊份子買齊所需的機械、車輛。
於是，這麼一來二去的，這些“地主村”居然成了國營農場之外最先實現機械化農業的地方，而這些人也很快嚐到了科技的好處。在農技站的指導下，無論是田間作業，還是畜禽養殖，全都大獲豐收。雖然現在自己的土地比過去少了，但算下來居然收入還比以前高。這讓他們大感驚訝之餘，也不由對科社黨越發信服和認同了。
其實，這並不奇怪，以前的畝產普遍都只有幾十斤到兩百斤的程度，靠收地租又能收多少？就算一畝地收二百斤，一千畝地也才收二十萬斤，就算收一半的地租也才十萬斤，而這些收入還不是全都能拿到手的，一大家子人要養活不說，還有應付清廷官府的各種苛捐雜稅和攤派。要知道，稅吏們收稅攤派的時候，首先找的就是這些地主，除了極少數奢遮的大地主，可以不買地方官吏的帳，一般的中小地主根本跑不了。這麼七折八扣下來，雖然他們比普通農民過得滋潤，但要說有多好，那恐怕也不見得。
尤其是“攤派”，這玩意兒可是專為士紳地主們準備，一般的屁民可沒資格“享受”。被攤到破產的地主，可不在少數。還有“官役”，也就是把各種差事，諸如徭役、收稅等差事“承包”給地主們，讓他們去收稅和組織勞役，要是搞不好就得自己貼錢。
這活聽起來不難，但農民可不併都像某些宣傳資料上說的那麼純良質樸，抗租抗稅的從來就沒少過，並不是每家地主都養了武裝家丁、職業打手的。遇到這種事情大多數就只能抓瞎，更別說那些實在交不上的，或者逃稅逃役的，那就更沒辦法了。被“官役”逼得破產的地主士紳，也是毫不少見。當然這種“官役”對於那些沒節操的“土豪劣紳”來說，根本不是問題，反而是發財的手段。這也是清末以來，“劣幣驅逐良幣”，鄉村士紳逐漸劣化的重要原因。
但現在就不一樣，科社黨取消了所有的苛捐雜稅，以及最讓地主士紳們害怕的攤派和勞役。農業稅只有三成，雖然名義上稅率比清廷的正稅高（俺大清從來就不是靠正稅過日子的），但其他稀奇古怪的苛捐雜稅、攤派都沒了，就連幾千年一貫制的徭役都被廢除了，負擔反而要少得多。
加上各種科社黨政府提供的良種、化肥、農藥，現在一畝地輕輕鬆鬆就能產出千斤，要是再用心點，畝產一千四五百都不在話下，就算一家只有十幾畝地，可收個二萬斤不在話下，交了正稅也有萬多斤歸自家，這完全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
當然最主要的收入還是來自畜禽、水產養殖等各種副業，這些都是有各種良種，又有現代化的養殖方式，以及營養豐富的混合飼料，和防止疫病的藥物。再加上各種科技產品的運用，一年下來收入是種田的幾倍還多。
所以，在最早就行三農革命的川東、湖北一帶，十個模範村裡面起碼有七個是“地主村”，就一點不奇怪了。當然在宣傳的時候，對於他們的身份自然就忽略了，只是著重強調了他們對先進生產方式的運用，以及文化知識帶來的好處。
把自然村按階級拆分重組後，因為沒了以前的族長、士紳等頭面人物，又是很多互相陌生的家庭組合在一起，想抱團都不容易，所以“平民村”也變得好管了許多。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人到了陌生的環境中，總是更容易服從權威，新村的最大權威自然就是掌握了行政力量和武裝力量的村政府了。
沒了宗族的掣肘，各項政策、各種措施執行起來都非常順利。科社黨搞三農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全國的農村徹底廢除小農經濟的模式，實現“規模化”和“集約化”的工業化生產，最終把傳統的農民變成“農業工人”，把農村變成現代化農場。
現在每個新村都分為若干個“合作組”，由基層幹部和骨幹們（主要是退伍軍人）帶領著從事生產，等他們嚐到“規模化”甜頭之後，就不用人帶了。利益會驅動他們自覺自願的去幹，當然開始這幾年，基層幹部們是很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