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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溪口之行，是賈亦斌同蔣經國的最後一面。很多年過去，賈亦斌才從方慶延處得知，蔣經國從上海“打老虎”失敗後，就已對賈亦斌產生了懷疑。據方來信說，1948年11月上海“限價”失敗後，蔣經國去奉化前，回到南京勵志社2號住處。那天天氣陰沉，蔣經國打電話到預幹局找方有事。大約上午10點左右，方慶延到了勵志社。蔣經國一個人在房間裡，埋著頭坐在沙發上。方進去後，蔣一擺手指著對面沙發示意他坐下，一手拿起一支菸，一手拿火柴點著了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說：“簡直是眾叛親離了！你知道賈亦斌……這個人的情況。……你要主動接近他。必要時全權負責處理他。”方對蔣這一指示採取了淡然處之的態度。不久，方隨預幹局去廣州，遂不了了之。由此可見，此次溪口之行確係險象環生，千鈞一髮。由於賈亦斌機智沉穩，才得以化險為夷。
從溪口回來後，賈亦斌積極準備起義。1949年4月7日凌晨，一場震驚中外的嘉興起義爆發了。
起義部隊出了嘉興城之後；林蔭即到嘉興國民黨城防司令部報告。該部又立即分別急電國民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和浙江省警備司令部。這對國民黨政府自是一個心臟起爆；頓時慌亂一團。當天凌晨；住在溪口小洋房的蔣經國收到嘉興、上海同時發出的寥寥數字的急電：“賈亦斌昨晚叛變，總隊長黎天鐸下落不明”時；整個溪口一片驚恐沮喪。蔣經國猶如心頭被剜了一刀；悔恨交織地“為此痛哭流淚向乃父檢討”（蔣經國親信蔡省三語〉。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痛斥其子“無能”；“用人失策”。
蔣經國派人香港行刺賈亦斌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賈亦斌與蔣經國的最後一次見面。以後，蔣經國隨蔣介石去了臺灣，繼續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從此，他們倆天各一方，海峽阻隔，不得相見，而雙方的間接交往卻並沒有斷絕。
50年代，海峽兩岸處於嚴重的敵對狀態中。賈亦斌當時在宋時輪將軍的九兵團，從事對外聯絡工作。1950年，賈亦斌在“一定要解放臺灣”的號召下赴香港工作。蔣經國得知後，發誓要除掉賈亦斌。
賈亦斌說：“記得當時住在香港九龍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與舊部約好在尖沙嘴的半島飯店見面，還沒談幾句，我發現情況不對頭，飯店周圍有一些形跡可疑的人。我當即決定中止會談，迅速撤離。”
賈亦斌出了飯店就租了一輛計程車，即發現後面有車跟蹤。賈亦斌要司機東拐西拐，接連換了3次車，才最終把“尾巴”甩掉。後來，知情者告訴賈亦斌，跟蹤賈的特務曾說：“賈亦斌太機警了，本來差不多要得手了，卻還是讓他逃掉了。”
隨後，賈亦斌從原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隨賈亦斌去香港的鄭重為那兒得知，蔣經國在獲悉賈亦斌秘密進入香港後，立即命令情報特務系統的香港站站長王新衡，要他設法除掉賈亦斌。
王新衡是蔣經國的留蘇同學。他受命後找過鄭重為，要鄭參與除賈行動，並傳達蔣經國的指示：打探賈亦斌的住址，可得5萬美金；活捉賈亦斌，可得20萬美金。
當時，國民黨已派軍艦在香港附近海域遊弋，一旦捉到賈亦斌，即綁架到軍艦上，押往臺灣；如不能活捉，就採取“打悶棍”的方式處決賈亦斌。並許諾，處決賈亦斌後，可在臺灣受到很好的保護。如果在臺灣仍無安全感，可移民巴西，並確保安度終生。
蔣經國為何必欲去賈亦斌而後快呢？賈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賈亦斌率部起義後，蔣經國受到蔣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賈亦斌才能解蔣氏父子心頭之恨；二是蔣經國自建情報系統後，與國民黨原情報系統各派矛盾日益尖銳，賈亦斌的起義使其陷入受人攻訐的口實；三是青年軍中大量軍官與賈亦斌過往較密，他以為只有除掉賈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隊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賈亦斌的活動是很危險的。但為了“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統一，賈亦斌義無反顧，冒著生命危險，堅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傳話，重續友誼
由於賈亦斌曾是國民黨國防部預幹局代局長的特殊身份，又是國民黨青年軍的上司，所以後來他曾到福建沿海對去臺的青年軍將領，如駐金門的劉安祺、駐澎湖的鄭果將軍、海軍陸戰隊司令羅又倫將軍、憲兵司令王永樹將軍等人，發表廣播講話，號召他們迅速舉義歸來。
1957年3月，駐臺美軍上士雷諾槍殺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學員劉自然，竟被美軍軍事法庭宣判無罪，引起臺灣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