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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訓斥，有相當的不可替代的私誼力量。
當然，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雖是以個人名義，實際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國家統一，是中國曆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國百姓的恆願。現今，大陸進入規整時期，臺灣問題便擺上桌面了。是時，廖承志負責臺港澳事務，深感責任重大。聽了鄧穎超的意見，他感到現在出面，利用自己與蔣家的世交，採取各種形式先與臺灣當局溝通，為日後兩黨坐下來商討統一之事創造條件是切實可行的。
鄧穎超與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極為感人，又道理鏗鏘，這都是鄧穎超的妙筆。正是在鄧穎超領導的有情有義的對臺工作步驟之下，海峽對岸的國民黨當局終於放棄了“三不”政策，開放了對祖國大陸的探親旅遊，邁出了打破兩岸阻隔的第一步。
蔣經國：“時代在變，潮流在變”（1）
蔣經國主政的臺灣當局，在與祖國大陸的溝通上立場極為頑固，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的詭秘伎倆”，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開封信轉到了蔣經國手中，蔣經國戴著老花鏡，讀著廖承志這封言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蔣經國讀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是否也受到感動？或是內心深處受到了某種觸動，也不得而知。不過，據說，蔣經國看畢默不作聲，不置可否。
儘管如此，蔣經國還是思考著怎樣回覆這封信。“來而不往非禮也”，蔣經國不能默不作聲，他要公開表明臺灣當局堅硬的立場，以表明臺灣當局對中共“統戰陰謀”的一貫回絕態度。於是，經蔣經國授意，臺灣當局搬出時為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美齡，請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她在信中說，“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這封信自然是糾葛在國民黨失敗情緒中難以自拔，並藉機惡毒攻擊祖國大陸。
宋美齡的回信可以說是惡氣充盈，但儘管表面上如此，實際上蔣經國在考慮著臺灣與大陸的和合問題了，他認識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他的密使已經啟程趕赴北京了。儘管聯絡鬆鬆淡淡，交流言不及義，遲遲不入正題。但到了１９８５年，蔣經國已是滿身病痛，與隔絕大陸的聯絡就更急迫了。當時，由於發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臺灣的國際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陸方面，由於鄧小平復出後堅決推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熱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資金向大陸迸流，鄧小平本人也連續兩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在臺灣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由此，蔣經國認識到，不能不加快臺灣的改革步伐。於是就有了１９８６年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國會”全面改造，黨務革新，加強社會治安等多項重大決策。
自廖承志公開信之後，到1986年10月，蔣經國的密使沈誠，這個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黃埔第17期畢業生，已經三度北上。沈誠在國民黨得勢大陸的年代，曾在國防部預備幹部局擔任蔣經國隨從參謀，是一位退役少將，他奉蔣經國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義，進出祖國大陸，暗中傳遞海峽兩岸的資訊，特別是最後一次，他得到了蔣經國明確指令，要加速與大陸最高領導層的溝通。因此，他得到了會晤鄧小平、楊尚昆、葉劍英、鄧穎超等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寶貴機會。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臺北，將一封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信函親手交到蔣經國手上。6天之後，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蔣經國對楊尚昆的信一番反覆研讀之後，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時說，他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宣佈開放對大陸探親以及解除戒嚴。12月7日，蔣經國對沈誠說，一月初將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赴北京談判的人選。
從廖承志的公開信，到楊尚昆的密信，再到蔣經國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開始了國共兩黨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歷史往往在出乎人們設想的軌道上拐彎，意料之外的事不幸發生了。1988年1月8日，蔣經國突然咯血逝世，蔣經國準備與大陸聯絡溝通的計劃也就隨蔣經國的去世而無法實施了。
在蔣經國去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