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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80％的公司存在抽逃現象。
看來，有無註冊資金對一個企業的發展也無足輕重。安徽省合肥市這種做法算不算合法？
陪審的案件是不是屬於“民不告官不究，民一告官必究”，我不得而知。
（二）機構改革必須從北京改起
我知道法院工作量大，但沒想到法院工作量這麼大。每名審判員平均每天審理一個多案子，審理二、三個的時候也有，有的審判員發著燒一天還審了五個案件。全院審判廳幾乎每天都開庭，任務繁重。他們根本沒有時間、沒有精力細查案情，探究原由。
相比之下，有的政府部門人員閒雜。上班後，開微機，聊QQ，工資不少領，獎金不少發。有的部門純屬多餘，有也行，沒有也行，甚至沒有比有強。這可能是中國特色吧。北京設了該部門，某省得設，某市也設，某區、某縣也得有。否則，下面沒腿，沒法下來“檢查”工作，也沒法那個。
要立即、迅速地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直至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說過，市場經濟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好的還是壞的，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題外話）。經濟、司法部門要大量增人，不方便點名的一些部門要大量減人，直至撤消。
改革必須從上邊、從北京開始。否則，改了白改。就是下面改了，早晚也得恢復。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
我建議的改，也符合總書記倡導的“以人為本”的思想。不減人，只是在部門之間搞一下平衡。
高層是否已察覺到或已開始著手徹底的改革，我不得而知。
（三）可憐天下父母心
因為需要做準備工作，一般上班後半小時才開庭。但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親屬已於昨晚在法庭門口等候，等候他們多日未見的兒子，等候他們愛恨相加的哥哥、弟弟，等候他們過去是人民，現在是犯罪嫌疑人，將來可能是罪犯的兒子及兄弟。
孩子是爹孃的心頭肉。當兒子手腳被鐵鏈子梆著，穿著囚服，被法警押上審判臺時，當爹當孃的在低泣。當兒子作最後陳訴，說對不起受害人，更對不起父母的養育之恩時，他們哭出聲。當兒子被帶出法庭時，他們站起身來，要去撫摩一下兒子的頭髮，但很快被法警勸阻。當兒子被囚車拉走，他們歇斯底里地追逐著在他們看來像是踏上不歸路的天堂來車，直至從他們的視線中消失。
他們回家後，是否能吃得下飯，是否能睡得著覺，是否已病倒，是否因過度悲痛，已去了另一個世界，我不得而知。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參加毛主席追悼會
今天早上看電視，平日裡很少演毛主席的節目今天突然多了起來。我仔細一想，對了，今天是主席的忌日。
說起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我都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從來不直呼其名。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和主席的感情。
其實，我和毛主席有什麼感情？我和他沒親戚；他曾經只是我的間接領導，不是我的直接領導；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他在北京，而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山東；我幹了大半輩子秘書，但沒給他幹過；他當“舵手”，我遇到問題得我自己“動手”。
只是我和他老人家的生命有10年時間是重疊在一起的。我是1966年生人，他是1976年去世。我經常和我的同事開玩笑，不是毛主席發動了*，而是因為我的出生帶來了*。你看，我還主動替他老人家擔責呢。
在主席的忌日裡，我想到了三十三年前，在我所在一個偏遠的小村子裡參加毛主席追悼會的情形。
1976年，我上小學二年級。有一天下午，語文老師拿著一份報紙一邊走一邊哭，嘴裡嘟嘟囔囔：“了不得了，毛主席去世了。”我回家後，和我娘說，“卞老師說，毛主席死了。”娘一下把我拉進了門裡，頭又向外張望了幾下，關上了屋門。“瞎說，毛主席能死嗎。讓別人聽到，砍你的頭”。當時孃的威嚴、恐懼的表情至今在我的腦海裡深深地留著。
受到孃的教育，我便認為毛主席是不會死的，更不能直呼其名。
可是，到了晚上，大隊裡的廣播喇叭裡便一遍一遍地播放著聽起來好像天就要塌下來的哀樂。
幾天後，又一遍一遍地下起了通知：社員們請注意，明天上午（具體幾點我忘記了）在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