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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氣勢和口吻，諸如“挑戰”、“擾亂”、“施行視察”、“不再追擊”等詞語，顯然都是對中國人民的肆意侮辱，是中華民族所不能容忍的。而就其實際內容來講，則更具有損害中國主權的險惡用心。
例如：第一條規定，中國軍隊從此條規定之線撤退後，“不得超過該線前進”，這就等於說中國永遠不能越過該線，收復熱河和東北三省失地；第二條規定，日本“可用飛機及其他方法視察”中國軍隊撤退以後的情形，這就可以作為日軍今後隨意越過該線，進攻華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藉口；第三條“規定日軍回到大致長城線”，這就表明，既承認了日軍強佔熱河的事實，又承認了長城線為偽“滿洲國”的國界，併為日軍屯駐、出入長城各口埋下了伏筆；第四條規定要在長城以南非武裝區內任用親日警察，這就意味著日本對該區的實際佔領，中國不能在非武裝區駐軍。
凡此種種表明：協定雖然沒有承認偽滿洲國、劃長城為界和涉及政治問題的詞句，但實質上長城變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線，非武裝區變成了喪失主權區，使日軍達到了劃長城為界，並在長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區的目的，為日軍進一步向華北擴張開啟了方便之門。至於達成的四項口頭密約，更證明南京政府對主權的出賣。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外交官“均欣欣然”，喜形於色，也就不足為怪了！
《塘沽協定》的簽訂，遭到舉國一致的反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6月1日和10日，兩次發表譴責宣言。宣佈絕不承認《塘沽協定》，號召全國民眾起來，以罷工、罷課、罷市、示威和組織自己的隊伍，來反對與阻止《協定》任何一條的執行。＇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檔案選編》上冊，檔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頁。＇
6月1日，福州市各界舉行遊行大示威，反對南京當局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
印尼雅加達華僑也致電汪精衛說：“公等可下野，亡國協定萬不承認。”不僅如此，即使是國民黨政府的一些要員和高階將領亦對協定持反對態度。
5月25、28日，愛國將領蔣光鼐、蔡廷鍇、馮玉祥等分別通電反對妥協。指出：“我與暴日不共戴天，妥協苟成，無異圈牢待牢，等一死耳”。＇蔣光鼐、蔡廷鍇反對與日妥協通電，1933年5月25日。＇ “目下平津被圍，察綏危殆，此時言和，等於投降”。＇張篷舟：《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頁。＇
5月31日，國民黨政府駐國聯代表顧維鉤、郭泰祺、施肇基致電外交部，指出即使簽訂停戰協定，日軍以我“不能遵守”，隨時可以進攻，“結果平、津仍不能保”。
6月2日，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在致國聯等的電報中指出：停戰協定“必須反對，……實際上已無異於投降條約”，“果予實行，必為今後流血之總因”。＇西南政務委員會力反對停戰協定致國聯、九國公約簽字國及蘇聯政府電，1933年6月2日。＇
社會輿論也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大公報》於6月1日發表《中日停戰協定痛言》社評。在揭露了《塘沽協定》喪權辱國的性質之後，對國民黨政府沉痛進言：“吾人以為政府與國民，時至今日，儘可不必諱言屈辱，勿再飾詞自欺，而當痛快承認失敗，並求如何利用此次慘酷之教訓，以謀求國家民族之復興，”同日，《國聞週報》在《停戰與華北前途》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拼殺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麼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是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這是公正的歷史結論。
戰後許多外國學者對《塘沽協定》亦持批判態度。
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一書中評論說：“協定中承認滿洲的既成事實，在長城線以南的河北省東北部設立廣大的非武裝地區，對中國來講，是賣國的協定。”＇［日〕井上清、鈴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576頁。＇
美國記者戴維·貝爾加米尼認為：“根據協定的規定，熱河事實上割讓給日本，更可恥的是把長城以甫以山海關、北京、天津為三角頂的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帶劃為‘非軍事區’。在這個地區內，中國人沒有任何權利（只有辦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則享有一切權利，但不擔負任何義務和責任。”＇〔美〕戴·貝爾加米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