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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會等，以為今日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切冀中樞毅然決然，從事抗戰，用以至誠，籲請鈞府鈞部，領導全國，矢抵抗之決心，爭最後之一著。國家不亡，公理不誣，則奮起景從者，必不僅屬部屬會也。時不我待，惟實利圖之，迫切陳詞，佇候明教。”＇《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469頁。＇
6月4日，國民黨西南將領數十人，由陳濟棠、李宗仁領銜，再度發出“支電”表示擁護”冬電”內容，併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表示誓率所部“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兩廣事變”使全國震動。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負責人，就“兩廣事變”發表談話指出：“關於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動，是直接對於日本大舉進攻華北的一個回答。這一行動說明什麼，說明全中國四萬萬同胞以及廣大白軍部隊是不願做亡國奴，而決然地發動抗日的民族戰爭了。”“蘇維埃政府對於西南這次出兵抗日的行動，表示熱烈歡迎。蘇維埃中央政府鄭重宣告，願意與西南以及一切願意抗日的武裝部隊立即進行緊急談判，來共同商討抗日作戰大計，成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正式進行對日作戰。”＇《紅色中華》1936年6月13日。＇
但是，蔣介石一面派軍隊準備討伐，一面派人入粵收買陳濟棠的部下，終於以武力威脅和分化利誘手段將其瓦解。
日本在華北的擴張，嚴重危及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北地區的經濟利益，加深了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矛盾。
1936年之後，日本不僅在青島投資遠遠超過英、美，而且在英、美勢力比較集中的天津，其投資額也超過了英、美。因此，日本與英、美之間因爭奪華北地區的經濟利益而發生的利害衝突，使英、美對日態度逐漸有所改變。
在國民黨內，長期存在著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英、美與日本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響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親日派之間的對立分化。
1935年6月，國民黨政府頒佈“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國人民反對。國民黨內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眾對媚日外交的憤怒情緒，提出了異議，並乘機組織反對親日派的活動，迫使汪精衛提出辭職。由於蔣介石的“慰留”，汪雖又復職，但兩派之間的鬥爭仍在繼續發展。
1935年11月間，親日派頭子汪精衛被刺傷。同年12月，蔣介石取代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各部部長也換上了英、美派的人選，親日派在國民黨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勢力和影響在擴大。這一切推動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開始改變其對日政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
二、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北實行軍事擴張和經濟侵略，民族資產階級抗日傾向不斷增長，國民黨內各派系在對日問題上進一步分化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於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舉行。到會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閻錫山、馮玉樣經蔣介石邀請與會；兩廣的陳濟棠、李宗仁等，經考試院長戴傳賢前往商請派代表參加。
會上，由孫科、張繼分別代表中央執、監委員會作會務報告，蔣介石先後作政治、外交報告，何應欽作軍事報告。蔣介石在關於對外關係的講演中稱：“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生存民族復興之路，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革命文獻》第76輯，第250～251頁。＇
這表明，國民黨當局對於中日妥協仍抱有一定幻想，沒有完全放棄這方面的努力。但蔣介石又聲稱，“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著到了和平絕望的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則“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並將“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革命文獻》第76輯，第250～251頁。＇
這些又反映了國民黨同日本帝國主義矛盾的加深以及對日政策的一些變化。
大會接受了蔣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針，並“授權政府，在不違背方針之下，政府應有進退伸縮之全權，以應此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