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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國民黨在內。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頁。＇
（2）不再侷限於過去與國民黨某些軍政人員訂立協定、停止衝突、互相聯合上，進而提出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等。併為國防政府提出了十條施政方針。
（3）宣言雖然仍把蔣介石排除在統一戰線以外，但卻一再呼籲各黨派停止內戰，為抗日救國的事業而奮鬥。
宣言提出各界立即進行協商、談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會，討論抗日救國的實際工作。
“八一宣言”的發表得到國內各界的熱烈擁護。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認為這個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時，中共所表示的態度深得人心。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內心很激動，曾和何香凝、柳亞子等交換意見，都表示衷心贊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項主張。“八一宣言”在全國各個愛國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興起，使蔣介石對內用兵對日妥協政策陷於更加孤立的地位。
（二）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這時正值抗日救亡運動進入高潮。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三省和熱河省之後，又步步進逼，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進而變全中國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正在發生新的變動。為了制定黨在新形勢下的政策，中共中央從12月17日起，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張浩、鄧發、凱豐、李維漢、楊尚昆、郭洪濤等。會議深入分析討論了國內外的政治形勢，著重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相應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會議透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東北四省之後，現在又併吞了整個華北，而且正準備併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國前時局的基本特點。”“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5、609、610頁。＇
《決議》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廣泛的與最高的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它應該有最廣泛的行動綱領”，即“十大政綱”。
《決議》指出：“為了使民族統一戰線得到更加廣大的與強有力的基礎，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決議》具體明確了對知識分子、華僑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富農及白軍官兵籌各項政策，強調“所有這些政策的改變是為了一個基本的目的：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與獨立，爭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9，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616頁。＇
毛澤東於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瞭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毛澤東報告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闡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澤東指出：“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於革命力量”，而且“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