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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文書》第303～304頁。＇
此後，就上述問題關東軍、軍部和政府擬定了各種檔案，10月還在大連、天津、上海等地召開以關東軍為主的在華官員會議。
多田宣告所宣佈的日本分離華北政策的特點是：
第一，公開宣佈的完整的方案；
第二，範圍上著眼點在於整個華北；
第三，強調政治上的“分離”、“自治”以及日本的“指導”；
第四，在經濟上正式提出了“華北經濟圈”的說法。
多田宣告完整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在這一時期的目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分離華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檔案。
日本分離華北政策的制定決不單是軍方的作用，而是日本統治階級意志和權益的集中體現。法西斯軍人橋本欣五郎曾說：“華北問題是日本為了向大陸發展遲早要解決的問題”。＇《日本歷史》28，巖波書店，1981年版，第145頁。＇
近衛文鷹更露骨他說：中國對華北“自己沒有開發之力而將此天賦資源放棄不顧，這可以說是對上天的冒瀆，日本為了表露友誼而對其進行開發”。＇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小史》，青木書店，1986年版，第101頁。＇
1935年和1936年間，日本在華北地區大規模展開多種形式的侵略活動，製造了各種大小的陰謀事變，正是其分離華北政策的必然產物。
三、日本分離內蒙的侵略政策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內蒙古東部地區相繼陷入日軍鐵蹄之下，部分蒙古族上層分子依靠日軍的支援和指揮，在通遼一帶大搞“復興蒙古民族，實行自治”，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粉飾門面，掩遮其賣身投敵的叛國行徑。日本在華北的擴張充分地利用了該地區的民族矛盾，操縱部分上層叛國分子，策動所謂的內蒙獨立運動，推行對內蒙的侵略擴張。
1933年7月16日，關東軍參謀部炮製了《暫行蒙古人指導要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內蒙古及外蒙古“轉向親滿親日”，提出“在西部內蒙古要排除蘇中兩國勢力的影響，促進自治政權建立，並指導外蒙古逐漸脫離蘇聯的羈絆，朝親日、滿的趨向轉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下卷，《文書》第102頁。＇
1933年10月，關東軍駐承德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起草了《關於建設蒙古國的意見》。其中對於“蒙古國”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兩個方案，第一案包括長城外城以北的錫林郭勒盟、察哈爾八旗（含內務部農場）、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歸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礎上，增加長城內城以北的察哈爾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門道，還提出建立“蒙古國”的準備時間為三年，以便集中和培養“人才”，甚至還對“蒙古國國家組織大綱”、“國號”、“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細緻的說明。＇〔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1982年版，第449～462頁。＇
1934年1月，日本陸軍部在《對察施策》中提出，“對察哈爾省，要根據昭和八年（1933年）7月16日決定的我軍既定方針進行工作”，強調“本施策的目標在於錫林郭勒盟和察東”，“將來根據形勢的變遷，更使施策範圍向西擴張”。＇〔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1982年版，第468頁。＇
2月，改任日本關東軍駐齊齊哈爾特務機關長的松室孝良，在《滿洲國接鄰地方佔領地統治案》中，對所謂“蒙古自治國”的統治區域、政治機構、行政區域、治安維持方法，以及警備軍的編成使用、財政經濟等，都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1982年版，第472～485頁。＇
日軍在綏遠、察哈爾等地區的擴張，是其對華北侵略政策的構成部分，但它的目的與手法同在平津等地域的作法有所不同，其方案綱領顯示有作為獨立計劃的特徵。日軍對於內蒙中西部的插手，是在1935年前後大規模開展的。
1935年7月25日關東軍參謀部進一步制定《對內蒙措施要領》，該檔案總結了“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侵略的經驗，規定其今後的方針是：“為了有利於對蘇作戰，以及為準備作戰所需要的各種平時工作，並以鞏固滿洲國的國防以便於加強統治為目的，關東軍首先設法擴大和加強了內蒙的親日滿地區，內蒙應隨著華北工作的進展，脫離中央而獨立。”＇〔日〕《現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