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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戰爭的勝利鋪平了道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宣佈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醞釀階段已告完成，它在國共兩黨關係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一頁。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運動高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第六節 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證
西安事變後，國內戰爭基本上停止了。國民黨於1937年2月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討論新形勢下國共關係和對日關係問題。
為了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10日發出了《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指出：
“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
（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頁。＇
這是中共中央正式公開向國民黨中央提出的兩黨合作的基本條件，得到了全國人民和國民黨大多數黨員的贊同，有利於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鬥爭，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談判的政治基礎。
二、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轉變其內外政策
西安事變談判時，蔣介石、宋子文允諾先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解決準備抗戰及開放政權等問題。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上，抗日派與親日派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
國民黨左派宋慶齡是從1927年7月以後第一次出席國民黨的中央全會。
她在會上發表演說，批評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她說：“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個別人士不瞭解救國必先結束內戰的道理。在今天居然還可以聽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調，這是多麼荒謬！我們要先打斷一隻手臂之後再去抗日嗎？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內戰經驗，在這期間，國力都耗費在內爭上面，日本軍閥將我們的土地一塊塊地割去，使我們的國家受到蹂躪。每一箇中國愛國志士現在都慶幸政府在這些痛苦經驗之後己開始瞭解，救國必須停止內爭，而且必須運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中國國家的完整。”＇《宋慶齡選集》，中華書局印行，第101頁。＇
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孫科、石敬亭、李烈鈞、經亨頤等14人向全會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制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總理於民國十三年改組本黨確立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後，革命陣容為之一新，革命進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後，內爭突起，陣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毀無遺。革命旋歸失敗，外侮接踵而來。尤其最近五年間，失地幾及六省，亡國迫於眉睫。”＇《救國時報》1937年4月15日。＇
提案接著指出：“近半年來迭次接中國共產黨致我黨中央委員會書函通電，屢次提議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足證團結禦侮已成國人一致之要求。……我黨更應乘此機會恢復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於危亡，以竟革命之功業。”＇《救國時報》1937年4月15日。＇
楊虎城、于學忠提出關於西安方面的8項主張的提案，李宗仁等9人提出關於迅速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武裝民眾以為抗戰動員之基礎的提案。馮玉祥等16人提出促進救國大計案。汪精衛則提出一項“剿共”政治決議草案，受到全會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