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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發行權的統一，又為國民政府依靠發行新鈔來彌補財政赤字大開了綠燈。
第四是繼續強化戰時財政稅收措施。由於歲出的增加和連年的戰爭消耗，國民政府財政危機加劇。財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長，1940年接近40億元，1941年即上升至87億元。
這種嚴重局面，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繼續強化戰時財政稅收措施，以增加財政收入。在稅收方面，國民政府從1941年開始將地方田賦收歸中央接管，並改徵實物，對鹽、糖、火柴、捲菸實行國家專賣制度。同時進一步擴大貨物稅的區域和範圍，並實行從價徵收辦法，以避免因戰時物價上漲而使實際稅收減少。1942年，國民政府又開徵戰時消費稅，並對財政收支系統進行改革，將省財政收入劃入中央財政收支系統，這樣，原來屬於地方政府的印花稅和營業稅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國民政府採取的上述措施，對增加悅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單靠稅收款項並不能填補戰時高達80％的鉅額財政赤字。為此，國民政府仍大肆舉借和增發紙幣。特別是增發紙幣越來越成為國民政府財政當局籌措戰費、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據國民政府官方公佈的數字，1940年底法市發行額為79億元，1941年底為151億元，1942年底為344億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億元。＇《中國財政簡史》，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頁。＇
通貨膨脹的結果，使人民遭受災難，官僚資本迅速擴大，使財政經濟預伏著新的危機。
第五是在商貿方面放棄限制進口政策，轉而採取鼓勵進口政策。1941年以前，國民政府主要採取限制進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對外貿易的水陸通道均被日軍切斷，進口貿易只能靠空運解決。但空運僅能解決軍需品進口的運輸，民用物資進口困難。日軍的封鎖造成後方必需品緊缺，物價飛漲和通貨膨脹所形成的壓力，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放棄進口貿易的種種限制，並轉而實行鼓勵進口的政策。1942年5月，國民政府還解除了對敵貨進口的禁令，同時頒發新的《戰時管制進出口辦法》，規定：
只要是後方所必需的物資，不論來源如何，均可進口，政府並對進口者予以運輸上的便利或資金上的資助。這對抗戰後期擴大貿易進口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總而言之，國民政府在1941年、1942年的困難階段中，採取了一些措施，從而保持了戰時經濟的運轉，使大後方的抗戰得以堅持。國民政府在抗戰困難時期所實行的經濟政策是以犧牲人民的利益保護官僚資本的利益為前提的。但為了抗戰，廣大人民甘願作出犧牲。正如《新華日報》報道的那樣：
“工人們是明白大義大理的，在這抗戰的緊急關頭，從沒有半句怨言，從沒有片刻時間鬆懈自己的工作。他們為了保衛祖國的獨立、自由，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驅逐日本法西斯強盜出中國，他們象前線抗敵兄弟一樣的英勇，冒寒褥暑，日夜工作著。”＇《新華日報》，1939年9月4日。＇
全國各界人民與工人階級一樣，都是懷著抗日的同樣心情而不計自身的利益，以自身利益的犧牲來換取抗戰的勝利。正是有這樣偉大的人民的支援，國民政府的抗戰局面才得以維持，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三、在鬥爭中堅持和發展的國統區抗戰文化運動
（一）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政策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頑固派在文化領域採取強制高壓和鉗民之口的文化專制政策，壓迫和摧殘抗戰文化。1941年2月7日，國民黨以“履行思想領導責任”，“統一各地文化領導機構”為藉口，成立了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簡稱“文運會”），主任委員張道藩，內分文藝、新聞、出版、音樂、美術、戲劇等組，還有設計委員會。任務是“規劃全國文化運動之各種方案”，“協助策進各地文化事業”，進行“有關文化運動之調查設計”。＇交天行：《國統區抗戰文藝運動大事記》，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頁。＇
文運會成立後，相繼在各省成立分會，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加強了文化專制。
1942年9月1日，張道藩在文運會主辦的《文化先鋒》創刊號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藝政策，就是：“不專寫社會的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不帶悲觀的色彩”，“不表現浪漫的情調”，“不寫無意義的作品”，“不表現不正確的意
